心灵的快乐是文章

三月风

白芳礼
文：汪丁丁
　　荣誉于生前的白芳礼如浮云；争论于长眠的白芳礼无意义
　　白芳礼，海河边上一名仅靠微薄退休金勉强度日的老工人，18年来向贫困学生捐资35万元。
　　1913年5月13日，白芳礼出生于河北沧县白贾村一个家境贫寒的家庭。像如今进城谋生的农民一样，31岁的白芳礼来到天津，成为三轮车夫；时值“文革”中的1974年，有着30年工龄的白芳礼光荣退休；1982年春潮初起，69岁的白芳礼成为中国第一批个体户，重操三轮车客运旧业。然而，1987 年，本想重归故里安享天年的白芳礼，以74岁的高龄开始了人生一段悲壮的旅程。
　　白老先生在家乡吃惊地发现，村里大白天到处可以看到正在干农活儿的孩子。家长们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上学？这一晚，他一夜没合眼，心里暗想，全怪自己只埋头蹬车，只为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儿女上了大学而沾沾自喜；没想到，50年过去了，农村的孩子还是和他当年一样上不起学。
　　也许因为白先生干的是迎来送往的工作，毕竟见过些世面。他没把自己的善良一次性挥洒聊以自慰，而是颇有眼光地将全部积蓄5000元拿出来，在本村设立了教育奖励基金会。
　　20年前，能拥有这样一笔钱并能捐出这样一笔钱的人也不多，能想到用这样一笔钱建立基金的人，更为少见。当然，由于中国社会还没有为像白先生这样善良的公民提供创建真正意义的基金会的条件，其5000元启动的基金没有其他增长途径。于是，白先生只能以自己老迈的双腿，继续艰难的行善之路。
　　35万元，如果按三轮车每公里收费5角钱计算，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长度。而他自己则睡在一个没有床架的木板上，一年四季从头到脚穿的总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那是他从街头路边或垃圾堆里捡来的；每天的午饭总是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往开水里倒一点酱油；馋得厉害了，就在晚上睡觉时往嘴里放一星肉，含着，品品滋味……更有不为人知的，由于年事过高，冬天他常憋不住小便，棉裤总是湿漉漉的，他就垫上几块布照样蹬着车跑。
　　白芳礼和那些让人禁不住潸然泪下的事迹，感动了我们的官员，并且通过传媒感动了全体中国人民，并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称赞和接见。2003年，90 岁的白芳礼手臂受伤，无法继续工作，终日静坐于床头。2004年4月，天津市第三医院为白芳礼进行了第一次会诊，结论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原发性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瓣膜退行性病变，老年型白内障，神经性耳聋，并有脑萎缩及消化道出血症状。2005年9月23日，白芳礼逝世，遗产清单：三轮车、收音机、小黄莺。
　　白先生追思仪式有万余天津市民参加。白芳礼辞世五天后，《人民网》“强国论坛”出现一标题为《‘白芳礼神话’折射的是中国教育的悲哀》的文章，其结语写道：“如果我们再也不想仍然让很多人因贫因教育高收费而上不起学，不愿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古稀老人因为实在看不下去而不得不做新世纪的‘武训’，是该在国家的教育预算上动点功夫了。”而文后读者评语则指：“该感动还是该悲哀？”“错位，极端错位。应当作为的人没做，不应当作为的人做了。”
　　1944年，孙瑜受陶行知先生之托，开始撰写《武训传》电影剧本。1949年，在征询过周恩来对这部剧本初稿的看法之后，孙瑜采纳了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赵丹等人的意见，对剧本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将“正剧”改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能够上学而艰苦奋斗终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故而为壮举，以一己之力量试图扭转社会制度之颓势，故而为悲剧。
　　1950年，电影《武训传》公映，“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好评如潮”。这部电影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谁启我遇？谁济我贫？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
　　白芳礼或许知道自己被誉为“当代武训”，但他肯定是把过去20年之助学义举当做正剧来演的；他或许从未想过以自己的“苦力助学”，引发关于中国教育体制的讨论。然而，他的个人努力所由以发生的这一特殊历史情境，使他的一切努力更像是一场悲剧，而且是双重的悲剧：如果在一个教育体系中，理应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童根本上不起学；如果一个社会捐助体系中，孱弱老人成为英雄主角，这种悲剧其实是比武训更深刻的。
　　白芳礼曾11次受到各级政府的各种表彰和奖励，被授予“全国尊师重教先进个人”、“支教模范”称号，获“中国消除贫困奖”奋斗奖提名。
　　荣誉于生前的白芳礼如浮云；争论于长眠的白芳礼无意义。
　　愿他安息。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迟到的公正
作者：林夕
　　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作，已是深夜，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妻子和3个孩子还没睡,守在灯下等他归来。他把车停好，回身拿起放在车座上的T恤衫，抬头朝亮着灯光的窗子看了一眼，快步向家中走去。突然，一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他的身体剧烈地震动了一下,重重摔倒在地，搭在手臂上的T恤衫掉到地上。他挣扎着向家门口爬去,手中捏着家门的钥匙,身后留下一首血泊之路。听到枪声的妻子和孩子跑出来,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3个孩子围在父亲身旁,连声呼唤：“爸爸，爸爸，起来呀!”可是他们的爸爸再也不能起来了，那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年仅37岁的生命……
　　这不是小说或电影里的情节，这是1963年6月12日发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起谋杀。被害人梅迪加·埃维斯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和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样，致力于消除种族隔离，建立一-个黑人与白人平等相处、没有偏见的和谐社会。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急剧变化、动荡的时代，各种运动风起云涌，其中最为显著、影响最深远的就是消除种族隔离、实现平等自由的黑人民权运动。它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得到了美国国内代表进步力量的北方人民的响应和支持，同时也遭到南方保守势力的敌视和反对，特别是种族隔离分子的极端憎恨和对抗。身处南方种族主义盛行的密西西比州，埃维斯已经感觉到周围那种强烈的仇恨气氛。他深知，这是一场长期的、严峻的、充满危险的斗争，这场斗争可能会有流血、牺牲。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死亡会来得这么早!他更不会想到，由于他的被害引发了一场长达30年之久的审判，成为美国法律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审判之一。
　　两次审判均告无效
　　凶手是一个名叫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的男性白人，一个狂热的种族隔离分子。他把黑人看做是“荒野里的野兽”，称他们为“黑鬼”，这峰“黑鬼”不应该也不可能享有“人”的权利，对黑人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更是恨之入骨。他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他们，发表了许多反对种族融合的言论。为了彻底阻止“黑鬼”和像他这样的优等白人共享美国式的生活，他决心铲除他们的“头儿”——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密西西比州负责人埃维斯。他买了一枝来复枪，事先埋伏在埃维斯家对面的树丛中。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拜伦·迪·拉·贝克维热被控犯有谋杀罪，有多名证人看见他的车停在埃维斯家附近，警察在附近树丛中找到了那枝来复枪，上面有他的指纹。罪证确凿，这是一个没什么悬念的案件。但事实并非如此。60年代的美国南方，种族歧视相当严重，从来没有一个白人因为枪杀黑人而被送上绞刑架。因此，这一案件的关键不是谋杀罪名成不成立的问题，而是一个白人杀了一个“黑鬼”，究竟算不算犯罪。
　　谋杀发生后的第8个月，即1964年2月6日，对贝克维热的审判正式开始，由12名男性白人组成陪审团，经过11天的审判，法庭传唤了56个证人，审阅了 50件证据、20万字的记录，最后宣判的时刻终于到了。12名陪审员中一半认为谋杀罪名不成立，一半认为被告有罪。由于陪审团的裁决不能达成一致，无法对贝克维热定罪，审判一结束，他就回到了格林伍德的家。
　　这样的结局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被看做是黑人的胜利。由于南方种族主义盛行，黑人的权利和地位远存白人之下，公众不能接受一名白因为谋杀黑人而被定罪，社会期待的的无罪判决，在这样的大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下，依然有6名白人陪审员坚持认为被告有罪，无疑给种族主义者沉重的一击，这不仅在白人中引起极大震动，也促进了黑人民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今天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当年那6名白人陪审员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正是由于他们，使得这个案件能继续审理下去，使得贝克维热第二次、第三次被送上被告席。
　　第二次审判始于1964年4月7 日，但结果依然与第一次审判相同——陪审员意见不一无法作出一致裁决，贝克维热又一次回到家中。
　　虽然还可以再次起斥，再次审判，但在地方检察官看来，找不到什么么办法比现在做得更好。归要结底，问题的关键不是被告是否犯有谋杀罪，而是这起谋杀应不应该算犯罪。
　　兜了一圈，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再次审判，也不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于是，这个个案件被搁置起来，为一搁，就是30年。
　　检察官鲍勃．德诺特
　　时间会抚平心灵的创伤，化解积郁已久的愤怒。挥散令人触目的震惊。随着时间的流逝，贝克维热暗杀埃维斯一案引起的震惊渐渐平息，公众不在关注，媒体也不再报道，它所造成的创伤和愤怒已经成为过去——但埃维斯的家人除外。
　　对埃维斯的妻子梅尔莉·埃维斯来说，暗杀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只要一团上眼睛，就会看见丈夫倒在地上，鲜血如注，呼吸微弱，眼睁睁看着死神把他夺止。这惨痛的一幕已经定格在她的记忆中只要凶手还没有绳之以法，只要正义还没有得到伸张，她就永远不会——也不敢忘记！承担起抚养3个孩子的责任，不论处境多么艰难，环境多么恶劣，她从未放弃为丈人寻求公正审判的机会。她一次次奔走，无数次敲开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门，但都因为没有新的证据、搁置时间太久而无法重新审判。直到遇到检察官鲍勃·德诺特。
　　时间已进入20世纪90年代，距暗杀发生已经相隔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当年正值芳华的梅尔莉，已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迟暮老人。而检察官鲍勃·德诺特，在案发时还是一个刚满10岁的孩子。当父母从电视上收看对贝克维热刺杀埃维斯一案的审判时，他吵着要看体育频道转播的棒球比赛。那时的他，无沦如何也不会想到， 30年后，自己会承担起美国法律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审判之一——对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的第三次审判。
　　鲍勃·德诺特毕业于密西西比大学，拿到法学学位后，他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先进入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获取一砦庭审经验，再进入高收入的私人律师事务所，而是直接步入律师圈．在获得成功后又毅然放弃，成为一名地方检察官，这是为了他的理想——实现各种族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实现人类的正直和质朴的公正。这也正是他接手埃维斯被害一案的原因。
　　德诺特十分清楚，审理这样一个尘封多年的旧案，肯定困难重重。几个主要证人已去世，还健在的证人，因为时隔已久，记忆模糊了，证词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都无法保证，更不利的是，本案最重要的物证——那颗致命的子弹和来复枪已经丢失，但他别无选择，他无法对自己的良知说“不”，无法对曾亲眼目睹丈夫惨死的梅尔莉的眼睛说“不”，无法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不能面见自已的埃维斯说“不”!
　　尽管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德诺特也从未见过埃维斯，但冥冥中他总觉得两人之间有着某种神秘联系。德诺特37岁，埃维斯被暗杀时也是37岁，两人都有3个孩子和一个共同理想——实现种族平等。所不同的是，德诺特生长在和平年代，借助于高超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法律知识实践自己的理想，而埃维斯是在风云变幻的动荡岁月，冒着牛命危险，与狂热的种族分子做艰苦的斗争。正因为此，德诺特更加敬仰埃维斯，同情他的不幸遭遇，痛恨谋杀他的罪恶凶手。他暗下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亲手把凶手送上审判席，让他的余生在监狱里度过。
　　正义为时未晚。
　　接下来的4年，鲍勃·德诺特把自己的生活全部投了进去，全力以赴展开调查，他设法与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德尔玛·戴维斯取得联系，此人曾与贝克维热交往甚密，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贝克维热曾当着他的面吹嘘自己逃脱了谋杀罪，德诺特说服他同意来出庭作证，不仅公众对此不解，检察官们也意见不一，大都持反对意见。对贝克维热两次审判均无结果，现在事隔30年，他已是一位步履蹒跚的七旬老人，而且重要证人、证据都已不在，重新审判不仅不会有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只会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面对如此强烈的批评意见，德诺特并未退缩，他把这些“声音”记在笔记小上，既然公众这么想，那么陪审员中也一定会有人这么想 ——他们是从公众中挑选出来的，他要对此制定相应的辩护策略，以便在法庭上说服他们。同时这也让他更加意识到自已的困境——必须找出更多更有力的证据，才能将贝克维热送上审判席，才能在审判中取胜德诺特历尽艰辛，克服困难，先后从全国各地找到6位证人，证明贝克维热曾当着他们的面说过自己逃脱谋杀罪的话。他还从当年的报纸、旧资料中，找到贝克维热发表的宣扬种族主义、污辱黑人的恶毒言沦。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从他的前岳父——一位武器收藏专家——收藏的大量枪支中，找到了那枝用于谋杀的来复枪。这一戏剧性的发现，使得对贝克维热的第三次审判正式纳入法律轨道。
　　1994年1月25日——距谋杀发生已经相隔31年，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第三次被送上审判席，从密西西比州各地区挑选出来的12名陪审员又一次坐在法庭上，倾听此案的审理。德诺特知道，这是寻求拖延已久的公正判决的最后机会。他也同样知道，时过境迁，现在的社会环境、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已与30年前大不相同，对这12名年龄和自己相仿的陪审员来说，那起发生在30年前的暗杀，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古老而遥远。怎么才能让他们认识到这场迟到的审判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被告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行接受惩罚呢?
　　德诺特不愧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审判一开始，他就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情真意切、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埃维斯中弹倒地，在鲜血中爬向自己家人，孩子们在一旁恸哭的凄惨场面，把他们的感情和思维都带到30年前，带到那起令人震惊的暗杀中。紧接着，他高声朗读贝克维热当年发表的演说词。在演说中，贝克维热声称美国的“黑鬼”就像棉花上的象鼻虫一样多，如果不清除掉，就会大口地吞噬棉花，造成大面积的破坏。然后，德诺特用时而平静、时而愤怒的语气，陈述犯罪事实，列举犯罪证据，以及给被害人一家造成的伤害。
　　陈述完毕，德诺特走到陪审团面前，针对他们心中的疑虑，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个白人对黑人，而是-个人剥夺另一个人生命权的暗杀，是世界上最残忍、最卑鄙、最应受到谴责和惩罚的罪行。这种罪行是应该跨越种族的界限和时间的鸿沟的。难道因为他是一名白人，因为他已经70岁，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吗?难道仅仅因为这起谋杀发生在30年前，就可以不寻求公正，正义就得不到伸张了吗?不，不行!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行受到惩罚!无论是谁，无论谋杀发生在现在还是过去，都给被害人的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创伤，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伤口就得不到清洗。就会不断化脓溃烂。而正义的伸张、本案的公正就掌握在你们 12位陪审员手中！”
　　德诺特以饱含激情的演说、富于智慧的雄辩，征服了陪审员。经过10天的审判和5个小时的商议，1994年2月4日，陪审团作出一致裁决——被告拜伦·迪·拉·贝克维热谋杀罪名成立。这一次，他再也不能回家了。这是他为自己31年前犯下的罪行付出的代价。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大学学费:六十年间涨了多少
陈明远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焦点。本文考证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60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但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 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而《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
　　那么，20世纪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体育费2 圆；杂费2圆。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大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
　　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
　　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
　　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
　　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center]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center]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从货币购买力看大学学费
　　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指数”、“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我在前些年所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这个基本换算率，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在30年代，1块银圆可以买6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北平1块银圆足可以请客涮羊肉，上海1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最豪华剧院的入场券为2银圆，梅兰芳等"国剧大师"的票价为1银圆；一般电影票价为2角-8 角银圆。
　　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
　　如此说来，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
　　又，据新华社消息，教育部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 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 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那么我国目前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
　　还有一个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我国两亿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91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根据"十五计划"，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8个月的工资。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本文暂不能进行讨论。）
　　由此看来，大多数市民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是应该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的。
　　几点建议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方能得到缓解呢？我的初步建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切实提高工薪阶层按劳取酬的实际货币收入。
　　（二）大幅度地、迅速地提高国家教育经费，从而在实质上降低大学学费。
　　（三）普遍发展和加强奖学金制度，鼓励优秀学生，保障杰出人才的培养。
　　（四）对于贫困学生、特别是贫苦农民子弟实行有效的助学金政策；等等。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三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以上这些研究和思考，不一定妥当全面。但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对一个女人的悼念
毛志成
　　她终于没能熬到８０岁。我听到她死去的消息，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来，高
　　低去到我的家乡，到她的坟前坐了坐。
　　我已是６０余岁之人，兼之有些虚名，大半生中参加过的追悼会和为死者写
　　的悼词数不胜数。按照通例，我本来无须去缅怀这位草芥似的农妇，但我偏偏做
　　不到。
　　６０年前，我五六岁。那时的乡俗是：姑娘出嫁当日，夫家花轿去女家迎娶
　　时，花轿不能是空的，也就是说，派花轿去女方家时，花轿之内必须有个儿童坐
　　在其中，名之为“压轿”。回轿时，新娘身边也必须是原来的儿童陪坐。
　　那天，我有此幸运，承担了“压轿”的任务。
　　新娘坐在花轿内，除了用红纱蒙头之外，一般不允许说话。五六岁的我，一
　　是出于好奇，二是出于寂寞，静坐十余里对我来说也是难熬的。
　　于是我就不老实了。有时向新娘低声问这问那，她不语。有时索性扯扯她的
　　袖口，或是低头摸摸她的鞋，看是否裹小脚。摸的结果是：她未缠足。就在这时，
　　她烦了，狠狠地拧了我的屁股一下，低声骂道：“你是猴！回头等我收拾你！”
　　看来，她不是那种蔫女人。
　　一直到她结了婚多日，见了我时还追着我用手拧我的屁股。拧过之后，往往
　　又随手塞给我一把枣子或花生，佯作生气地说：“堵堵你的嘴！你的话太多！贫
　　嘴鸹舌的！”
　　我能感受到她喜欢我。我本来应该叫她二嫂，但她说：“叫嫂子远，叫姐姐
　　近！以后叫二姐！”
　　二姐的模样一般，个子虽然小，但力气大得出奇。到地里割草装筐时，或用
　　柳筐往家里运庄稼的秸秆时，她的身后像是驮着一座小山！她待人是温和的，而
　　一旦发起脾气来，也令人生畏。她的丈夫也有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对媳妇时时
　　摆摆架子，偶尔还打几下。有一次，两口子睡觉之前，这男人骂骂咧咧不休，她
　　忍无可忍，一脚将丈夫踢到炕下足有七八尺远。男人服了。
　　二姐还有一个特殊的出色处，就是声音的高度、响度、传播度都无人能比。
　　她的儿子到村外的田野里去玩，二姐站在房上叫儿子回家吃饭，那声音足能传到
　　三五个村子远，而且，她的声音没有一点噪音感，很好听。二姐也喜欢骂人，骂
　　人的话也一大串。难能可贵的是，她用来骂人的话近于打油诗。有一次她家丢了
　　鸡，只见她一边剁猪菜一边依据挥刀的节拍骂道：“好你个偷鸡贼，我知道你是
　　谁！偷了我的鸡，三天变乌龟！吃了我的鸡，烂肠又烂肺！下雨出了门，保准撞
　　上雷……”
　　我认为她是天才，如果能认几个字一定会成为“工农兵诗人”。若能学唱歌，
　　后来也很可能成为歌星。
　　不过她最可贵的是：在“文革”中搞大批判式的“赛诗会”时，多少人请她
　　上台带领喊口号或喊几句顺口溜，她都脸红，说：“别让我造孽……”
　　当时，我由于忍受不了造反派对我的折磨，逃回了家。但单位的造反派们便
　　以“内查外调”为名来到我村的“大队革委会”。这消息被二姐的那个造反派儿
　　子知道了，自以为很光荣地接受了“革命任务”，要将我揪到“大队革委会”进
　　行批判。二姐闻讯，抢先跑到我家，发抖般地低声说：“大兄弟呀，快跑吧！到
　　我娘家侄子那里躲一躲。我侄子是哑巴……”
　　她儿子听到我逃走的消息，带了人到火车站抓我。这一回，二姐又一次站在
　　房上呼叫儿子了。不过，这次她不是叫儿子回家吃饭，而是指着小名喊：“你给
　　我回来！你要干缺德事，我立马跳井！我要是做不到，我管你叫爷爷了！”
　　他儿子虽然愚但却是孝子，高低还是回了家。
　　几十年过去了，二姐早就做了奶奶、姥姥。我偶尔回老家，一定要看看二姐。
　　连我都老了，她能不老吗？再无骂人的力气，也没有那种既高亢又悦耳的声音。
　　她的一个外孙女早已是城市人，梦想之一是当歌星。由于听到过姥姥年轻时的某
　　些传闻，自认为有“高音歌唱家”的遗传基因，这姑娘还给我唱了一次。二姐由
　　于是文盲，自然要把外孙女夸个够。但在我心里，却没有什么好感。
　　一次回乡，得知二姐的另一个外孙女，在城里某民政局当干部。她的前任丈
　　夫是普通军人，由于合不来，俩人便离婚了。这次见到我，有让我为她觅偶之意。
　　只是她条件过奢，我只是虚应而已。二姐在一旁，脸阴沉沉的。
　　我也离村走了。就在我向火车站走去时，我看到白发苍苍的二姐在风中呆立。
　　我感到她在等我。我走了过去，她却只是面有羞意地什么话也不说。我说了几句
　　客气话之后，也只能走了。
　　猛地，听到二姐那虽然衰老但毕竟与众不同、颇有力度的声音：“大兄弟！
　　二外孙女的事，千万别插手！她嫌贫爱富！已经坑了一个好小伙子！再不能帮她
　　坑第二个了！要帮，就帮她学好！做正经人……”
　　二姐死了，但她６０年前和６０年后的声音，永远在我心中、梦中回荡。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给史蒂夫
作者：丹·安德森
　　我尽可能做到毫无偏见，然而，我依然对雇用史蒂夫心存疑虑。他的就业顾问曾向我保证他将是一个优秀可靠的勤杂工，可是，我可从来没有用过有智力障碍的员工。况且，我也不是很肯定自己想要请这么一个人。我不知道我的顾客会对史蒂夫有何反应。他患有脑瘫，身材矮矮壮壮的，脸部轮廓很平，说话的时候带着厚重的舌音。
　　我的顾客当中有的是货车司机，对于这些人，我基本上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并不在乎是谁来帮他们收拾桌子，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盘子里的肉分量够不够，馅饼是不是自制的。我担心的是那些轿车的顾客，他们当中包括那些爱夸大其词的大学生、因害怕感染可怕的“路边店细菌”而悄悄用餐巾擦拭餐具的势利眼雅皮士，以及那些西装革履的自以为所有的路边店女招待都想跟客人调情的公款商人。我知道，这些人看到史蒂夫会感到不舒服的。因此，在史蒂夫初来上班的几个星期里，我总是对他格外留神。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史蒂夫仅用了一周的工夫就让所有的员工都围着他团团转了;而一个月后,那些干运货的顾客们正式把史蒂夫封为他们的“路边店福星”。自此,我再也不必在意其他顾客对史蒂夫怎么想了.他和任何一个21岁的青年没什么两样:穿蓝色的牛仔裤和耐克鞋,喜欢笑,也喜欢逗人开心.史蒂夫对工作极其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凡他负责清理过的桌子,装盐和胡椒的瓶子都摆放得井井有条,桌面上找不到一丁点儿面包渣和咖啡留下的污迹.
　　史蒂夫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很难让他等到客人吃完了之后再收拾桌子。他总是在后面不断地徘徊，两只脚轮流支撑着身体的重量，两眼不住地环视着整个餐厅，一旦发现哪张桌子空了下来，他就急忙奔过去，小心翼翼地将桌上的盘子和杯子收拾进手推车里，然后再仔细而熟练地用抹布将桌子擦干净。如果他感觉到有顾客在注视他，他就会拧紧眉毛干得更加专注。他为能干好自己的工作而深感骄傲，看着他努力讨好身边每一个人的可爱模样，你就会由衷地喜欢上他。
　　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了解到史蒂夫和妈妈一起生活。他妈妈是个寡妇，因癌症动过多次手术并且留下了残疾，母子俩住在离我们的餐馆两公里远的一间公房里，靠社会福利救济为生。他的社工说，由于资金短缺，他们已经很少登门造访这对母子了。母子俩经济上的拮据是可想而知的。我支付给史蒂夫的薪水如果不能保证母子俩的日常开销，史蒂夫就得被遣送到社团之家去生活。
　　一天早上，史蒂夫三年以来头一次没来上班，整个餐馆因此而弥漫着一股阴郁的气氛。
　　原来，他到诊所去了，他需要安装一个新的心脏瓣膜。社工告诉大家，脑瘫患者通常很早就会出现心脏问题，不过史蒂夫手术成功的机会很大，几个月内身体就会康复并回来上班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有消息传来说史蒂夫的手术做完了，一切顺利，正在恢复之中。听到这个消息，领班弗兰妮高兴得在走廊上当众表演起狐步舞。这位已经有4个小孙子的老奶奶欢天喜地的样子令贝利·瑞杰——我们一个开卡车的老主顾感到大惑不解，不由得盯着她发呆。弗兰妮被看得脸一阵发红，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围裙恶狠狠地瞪了贝利·瑞杰一眼。
　　“好了，弗兰妮，什么事情让你那么兴奋？”贝利咧嘴一笑，问道。
　　“噢，我们刚刚听说史蒂夫已经做完手术，他会没事的。” 弗兰妮兴奋地说。
　　“我还想他到哪儿去了呢！我有个新笑话想说给他听。他为什么要做手术？” 贝利忙又问道。
　　弗兰妮飞快地向贝利和坐在他同一个包厢里的另外两名卡车司机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史蒂夫手术的事。“是的，他会没事的，我真替他高兴。”弗兰妮叹了口气道， “不过，我真不知道他们母子俩怎么付得起那一大堆账单。据我所知，他们仅能勉强糊口而已。哦，我得去收拾别的桌子了。” 弗兰妮匆匆忙忙地走了，贝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早上的忙乱过后，弗兰妮手里拿着几张餐巾纸一脸怪相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什么事？”我问。“我一直等到贝利·瑞杰和他的那些朋友走后才去收拾他们的桌子，不过等我走过去时潘尼和唐尼已经坐在那儿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将手里的餐巾纸递给我：“这些是叠好了压在咖啡杯底下的。”
　　我打开餐巾纸，3张20美元的钞票掉落到我的办公桌上，我同时注意到餐巾纸上面用很大的黑体字写着“给史蒂夫”的字样。
　　“潘尼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把史蒂夫和他妈妈的事情告诉了他，结果潘尼和唐尼就把这个给了我。” 弗兰妮说着又递给我一张写着“给史蒂夫”的餐巾纸——里面是两张50美元的钞票。弗兰妮用闪着泪光的眼睛望着我，摇着头喃喃低语：“卡车司机！”
　　3个月过后，感恩节到了，那也是史蒂夫病愈后头一天上班。他的就业顾问告诉我他一直在扳着指头算着医生批准他工作的这一天，只要能上班，不过节也无所谓，事实上，在他回来之前的一个星期，他打了不下10次电话来通知我们他就要回来了。他害怕大家把他忘了或是他的工作给了别人。
　　那一天，为了欢迎他重返工作岗位，我特意安排他妈妈和他一块来店里。史蒂夫看起来有些苍白，人也瘦了。当他推开大门一路咧嘴笑着径直去后面找他的围裙和手推车的时候，我拦住了这对母子，“别忙着一来就工作，为了庆祝你归来，我请你和你妈妈吃早餐。”
　　我把母子俩领到餐厅后面靠近角落的一个包厢，其他员工也跟在我们后面走了过来。我不由得回头望去，这下可好，所有的卡车司机都从各自的包厢里走了出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我们在一张大桌子前停下来，桌子上摆满了咖啡杯和碟子，由于这些餐具下面都压着厚厚的叠好的餐巾纸，所以都摆得有点歪歪斜斜的。
　　“史蒂夫，你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把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起来。”我命令道，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坚定不移。史蒂夫看看我，又看看他妈妈，然后抽出一张餐巾纸，“给史蒂夫”几个字赫然出现在眼前。他轻轻地展开餐巾纸，两张10美元的钞票飘落到桌子上。
　　史蒂夫盯着钱发呆，然后逐一抽出所有的餐巾纸，每一张餐巾纸的上面都写有“给史蒂夫”的字样。我转身对他妈妈说：“这桌子上共有超过一万美元的现金和支票，全部都是卡车司机和货运公司送给你们的，他们都听了你们的故事。感恩节快乐！”
　　整个餐厅都沸腾起来，有的人感动得掉下泪来。不过，可笑的还在后头呢。正当所有的人都忙着互相握手和拥抱的时候，史蒂夫嘴上挂着一个大大的笑容，忙碌地收拾起桌子上的杯盘来了。
　　这再一次证实了，他是我请过的最好的员工.
　　摘自《读者》2006第1期


　　
烈火烧不毁的坚强
作者：小鹿
　　苦难是弱者的深渊、强者的学校，超越了苦难，将是人生难得的一笔财富。我对自己喊，我要坚强，我要独立，我要奋斗！而这些，正是苦难所赐予的啊，正因为如此，我感谢苦难！　　
　　2005年6月27日下午，山东省肥城市安临站镇冯家杭村沸腾了，本村青年蔡振国以高考成绩604分，超过山东重点本科线7分的佳绩，被山东轻工业学院生物工程系提前录取。面对人们啧啧的赞美声，母子俩却抱头痛哭。
　　有谁知道，在17年前的同一天，只有3岁的蔡振国被一场大火烧得双腿蜷缩，无法站立；颌颈粘连，抬不起头；右肘屈曲，弯成直角；面部也几乎找不到完整的五官，下唇外翻、耳廓缺损......悲惨的命运没有打倒这个坚强的男孩，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同龄人一样坚持刻苦读书。十多年的凄风苦雨中，站在蔡振国背后的，还有一位大悲大难摧不垮的坚强母亲。
　　火海重生——“相比之下我们还是幸运的”
　　1988年6月27日，蔡振国的生命之舟突然驶进了凶险的命运之海：只有3岁的他趁家人不注意，偷偷溜进厨房玩火，不料引发火灾。当父母从烈火中抢出尚有微弱气息的儿子时，他几乎被烧成焦状：皮开肉绽、四肢蜷缩、头胸粘连，不成人形了。
　　因伤情严重，蔡振国从乡镇医院一级级被转到山东省立医院。在山东省立医院，他脆弱的生命一次次濒临绝境：一天中21次停止过呼吸，但他又一次次凯旋！经过82天的治疗，连做7次手术，花光了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后，这个顽强的小生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因无钱继续治疗，母亲田秀英只好含泪把孩子抱回家。火灾给蔡振国留下了可怕的痕迹：五官移位，变得惨不忍睹；双腿弯曲，无法行走……外婆看了外孙后，含着泪劝女儿：“孩子就算能活，长大了也是个废人，就是要饭也出不去门啊！扔了吧！”田秀英的心像针扎一样难受，可她坚定地说：“不！我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
　　田秀英想，要想让孩子生存下去，首先得让他正视自己的面容。第二天一早，她拿来镜子说：“振国，你看看自己，你不必害怕，也不能哭，无论别人怎么说你丑，但你的脸永远是妈妈眼中最美的花!......."蔡振国听后，坚定地点了点头，但妈妈将镜子举到他面前时，他还是"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儿子，这个世界上有不能说话的，也有什么都看不到的，甚至有因病因灾离世了的。相比之下，我们还是幸运的。"田秀英把手搁在儿子的肩膀上，含着泪鼓励说。小振国好像听懂了妈妈的话，"妈妈，你拿镜子来让我再看一看。"一个月后，蔡振国终于不在镜子前发抖了。
　　儿子正视自己面容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怎样才能使儿子站起来呢？田秀英去医院找大夫讨教办法。医生给她出了一个主意：用松紧布把儿子的腿绑紧，用力拉开，这样锻炼久了，腿或许可以伸直。
　　将儿子的腿生生地拉开，这是何等的残忍呀！但想想儿子的将来，田秀英咬着牙，动手了。小振国全身多处植皮，皮肤特别敏感，松紧布一绑上，血水和脓水直往外流，疼得他拼命挣扎，撕心裂肺地哭。田秀英顿时觉得万箭穿心，但她咬着牙硬是一圈圈把儿子裹了起来。田秀英强忍泪水，扳起儿子的脚，一寸一寸帮着他慢慢挪步……
　　伴着流不尽的血水和泪水，8岁那年，蔡振国终于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尽管还踉跄不稳。那天，他一边摇摇晃晃地在屋里走个不停，一边兴奋地喊："妈妈快来看，我能走路了！"田秀英跑过来一把抱过儿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为了这一天，儿子受了多少肉体之苦，母亲经了多少心灵之痛啊！田秀英高兴得像过节一样，逢人便说："我儿子能自己走路了！"
　　在妈妈的教导下，小振国渐渐变得坚强乐观起来，他开始要求学习写字了。由于双手被烧得只留下两个拳头状的残肢以及树芽般的三截手指，写字对蔡振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秀英用绳子把笔拴在儿子的一个大拇指上，然后让他用另一只手顶住。铅笔夹得久了，新生的肉就容易磨破，很多时候，本子上的字都浸着血印。田秀英看着儿子带血的本，很是心痛，可她咬牙没有让儿子停下来。数不清多少水泡肿起又消下后，小振国能用“手”自如地写字了。
　　趟过歧视的泥沼：“世界上只有让人瞧不起的人，没有让人瞧不起的脸”
　　1994年5月的一天，蔡振国拽着母亲的衣袖说："妈妈，我想上学。"儿子的声音不大，但田秀英还是感到了里面的不容置疑。是啊，自己教育能力有限，儿子应该去读书学更多的知识，这样他的站立和行走才更有意义。
　　9月1日，田秀英带儿子到村里的小学报了名。将儿子送到教室后，她没有回家，而是偷偷地躲在教室外面看。当看到小朋友们一个个怪异的表情，看到儿子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孤零零地发愣时，她心如刀割。因为此时的田秀英什么都没剩下，就剩下一点信念和梦想了。她告诉自己，必须帮儿子跨过这一关。
　　儿子放学后，田秀英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妈妈小时候，家里很穷，身上长虱子。同学们都不理妈妈，但妈妈每次都考第一名后，很多小朋友都愿意和妈妈一起玩了……”末了，田秀英还补了一句：“世界上只有让人瞧不起的人，没有让人瞧不起的脸！”小振国听懂了妈妈的话，从此他发奋学习。在班上，小振国是最丑的，成绩却是最好的。他还主动和同学搭话，慢慢地，他在同学的心目中树立了威信，甚至成了他们的榜样。
　　但有时难免还会受到歧视。有一次，小振国考了年级第一名，按学校的学规要把照片贴在光荣榜上。一早喜滋滋去学校照相的蔡振国最后闷不吱声地拿着奖状回了家，他哭着说：“老师嫌我长得丑，不让我挂照片。”听到这里，田秀英轻抚着儿子的头说：“别哭！妈妈图的不是你的照片挂在墙上，而是要等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这件事也让田秀英知道，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他的荣誉感也就越强。现在，自己做的就是要增强儿子的自信和乐观精神。儿子每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田秀英都会适时给予充分肯定，她还用言传身教影响儿子。
　　家中生活异常艰辛。为还债，丈夫在外打工，田秀英一个人在家不但拉扯儿女、忙农活儿，还要经常拉着二三百斤重的地排车，步行20多公里去赶集卖烟囱。即便这样，家里还是常常揭不开锅，因为手里有一点余钱她都拿去还账了。但田秀英从没有在生活面前流过眼泪，她知道，只有自己带头活得有劲头，才能给儿子信心。过年的时候，别人家好吃好喝，清贫的他们一家四口坐在床上，专捡好玩儿的事说笑。
　　小学四年级，蔡振国被学校选去镇里参加数学竞赛。当田秀英带着儿子来到比赛的学校，人们立刻将他们母子围起来，唧唧喳喳议论开了。田秀英看在眼里，她既为无数匕首似的目光刺伤儿子而气愤，更为儿子胆怯的目光而心痛。田秀英拉着儿子说：“咱不能怕别人笑话，关键是要拿出好成绩证明咱不比别人差。我们和他们比的是脑袋、是智慧呀！只要你能次次考第一，谁能不佩服你呀……”在妈妈的鼓励下，小振国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中步入考场……
　　为了进一步“磨炼”儿子，在振国要到镇上读初中前，田秀英决定先带着他到集上露露面。一到街市，顿时围过来一群人，田秀英正在担心儿子的反应，却看到儿子微笑着大声对她说：“妈，咱就当没看见他们，咱玩咱的。”听了儿子的话，田秀英心里暗暗高兴，她知道儿子心底的阴霾已散尽，他成了一个快乐、活泼、自信的阳光男孩。
　　一年后就该升初中了，田秀英要求儿子在家里锻炼生活自理能力。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蔡振国试着洗衬衣。田秀英恰好从外面回来，看到儿子在艰难地用手搓着衣服。她立即躲到尚未察觉的儿子身后，静静地看着滑溜溜的肥皂一次次地从儿子手中滑落到盆里，又被艰难地一次次捞出来。一件衬衣足足洗了一个多小时，田秀英一直没有出声，但心被揪得紧紧的。等儿子洗好了，田秀英抱住儿子哭了。
　　慢慢地，蔡振国的自理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他不但能自己洗衣服、削水果，还能穿针引线缝衣服和修理收音机了。一天晚上，见家里的收音机坏了，蔡振国就摆弄了起来。田秀英说：“别弄了，你爸都没修好。”蔡振国没有答话，凌晨1点，睡梦中的田秀英被阵阵音乐声吵醒，她一下子跳下床开心地抱着儿子大喊大叫："儿子，你太了不起了。"
　　1999年，小振国顺利升入初中。为了进一步培养儿子的自主能力，田秀英决定让他住校，还"约法三章"：衣服自己洗，没事不许回家，遇到问题自己解决。
　　母亲的坚强深深影响了蔡振国。初三那年，他写了一篇《笑对人生》的文章，发表在一家中学生报上。他在文中这样写道：“能有一个这样的妈妈是最幸运的事，如果有下辈子，我希望还能生在这个家……”初中三年，蔡振国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
　　2002年9月，蔡振国以全镇第一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泰西中学。开学不久，学校要进行半个月的封闭式军训，蔡振国知道自己难以承受，但他没有申请特免。1000米体能测试，蔡振国拖着病腿，硬撑着坚持到终点。他知道，自己的目标远在这1000米之外，可生命的步履却沉重如斯！
　　沉沉的母爱该怎样回报？唯有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高一期末考试时，这个浴火重生的少年的成绩排在了全年级的第15名。不但如此，他还获得第十四届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的铜牌，全国作文比赛优秀奖，省级三好学生......
　　残疾的蔡振国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原先躲着他的同学也开始悄悄地接近他，曾经讥笑过他的同学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原因就是：“他做到的，是我们好多正常人做不到的。如果我嘲笑他，那岂不是嘲笑我自己？”
　　17年母爱浇铸"炭人"儿子终成才
　　2004年8月，肥城市人民医院为蔡振国免费做了一期功能恢复手术，将他连在一起的头和胸分开。手术成功后，他终于可以端端正正地挺起胸，昂起头。蔡振国被请到省城济南给大中学生作报告。在一场名为"感谢苦难"的报告中，蔡振国这样说道："眼泪无法改变命运，面对风雨，我告诉自己：苦难是弱者的深渊、强者的学校，超越了苦难，将是人生难得的一笔财富。我对自己喊，我要坚强，我要独立，我要奋斗！而这些，正是苦难所赐予的啊，正因为如此，我感谢苦难！"
　　2005年6月7日，寒窗苦读了12年的蔡振国终于迎来了高考的挑战。校门外人头攒动。一年一度的高考将学子和家长的心系在了一起。一对母子一个门里，一个门外。母子二人的对话是隔着铁门进行的：
　　“能行吗？”母亲眼里流露出焦虑的目光。
　　“妈，没事。你放心吧！”少年的声音很弱，语调却很坚定。然后，他果断地转过了身。看着单薄的、有点儿打晃的儿子向教学楼艰难地走去，母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凭着扎实的功底，蔡振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高考成绩604分。
　　6月27日下午5点，蔡振国接到了被山东轻工业学院提前录取的消息，田秀英被这份巨大的幸福灌醉了，她哽咽着说："儿子，你做到了！儿子，我们又成功了！ " 蔡振国百感交集，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赤脚参加登山比赛的人，凭借毅力和勇气超越了许多穿着鞋子的登山者......蔡振国也流着泪说："妈妈，你说过的呀！我能行！"
　　激动之余的父亲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喜悦，便跑上街买了一挂鞭炮回来。鞭炮声响起时，全村人都来了，蔡振国成了乡亲们心目中的英雄。
　　与此同时，一个关乎母爱关乎抗争与不屈的故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州南方医院决定免费为蔡振国做整形手术。“看着孩子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还能这么刻苦，这么自强不息，我们觉得帮助他很值得。”南方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高建华感动地说。
　　7月13号晚上9点，田秀英母子到了南方医院。专家们连夜为蔡振国会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检查、讨论，确认蔡振国共有颈部疤痕粘连、上下唇中度外翻，双腋窝及右手腕部疤痕挛缩等11处伤情。由于开学在即和蔡振国的创伤部位太多，专家们决定整形手术分多次完成。第一步先对嘴唇、颈部、腋窝、右肘和鼻子等五个部位进行手术。
　　7月16日9点，第一期手术历时近七个小时成功结束。
　　7月23日，当蔡振国拆线后，笑着走近妈妈，田秀英看着儿子数次"破茧"而渐已"成蝶"，她情不自禁地抱住儿子，泪流满面......烈焰未能烧毁不屈的精神，灾难之火中飞出一只火焰鸟。
　　蔡振国告诉记者：“现在我上了大学，我以后还要继续读硕士、博士。我还要为伟大的母亲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做《永不放弃》。”有这么坚强的孩子，有这么伟大的母亲，他们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冒险家
【美国】奥·恩理作 霍一峰译
　　富斯特天生就是冒险家。但是纽约的生活使他无法冒险。他去了许多地方，知道许多事情。但是他的游荡生活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知道会在每条街的尽头发现什么。他对
　　一切都感到腻味！他现在该干什么呢?他很想去迷一次路，但是这个城市他太熟悉了，就是想迷路也不可能。
　　他最后站在一条宽广的马路角落，看着街对面一个古老的餐厅，里面灯光柔和、优美。他早晚都要吃饭，但是在这家饭店吃饭不是冒险。这一点他知道。
　　他在想是否应该去很远的市区便宜甚至是危险的地方?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在那里发生。可能有问题而没有答案，可能会让他大吃一惊,但是他需要钱，他开始在口袋里摸索。即使你在一个便宜的地方吃饭，你肯定也得有支付饭费的钱，他摸遍了身上的十几个口袋，大的小的，黑色工作服的，但一个子儿也没有找到。
　　旁边有一个人正乐呵呵地看着富斯特，就像在等公交车的任何一位30岁的商人一样，但这条马路上没有公交车。
　　“一个子儿也没有，是吗?”那人边问边走上前来。
　　“好像是吧。”富斯特说，“现在，我想起有一美元在……”
　　“我知道，”那人哈哈笑着说。“但不在那里，我在几分钟前有相同的经历，我在口袋里寻找，只找到了两便士。两便士能吃什么呢?”
　　“这么说你还没有吃饭吗?”富斯特问。
　　“没有，但我很想吃。我有个主意。你像一个愿意冒险的人。你的衣着得体、考究，餐厅服务员会让你入座。我想我也能走进一家好的餐厅。我们去街对面的餐厅吧，共进晚餐。让我们像富人那样订菜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像两位穷绅士因为一次什么喜事，点了一桌昂贵的晚餐。吃完后，我们投掷那两枚便士，决定我们中间谁去领班那里告诉他真相，我们根本没有钱。我叫艾维斯。”
　　“太好了。”富斯特高兴地说，因终于能冒一次险而高兴。“我叫富斯特。”
　　两个人很快坐在了那家餐厅里。艾维斯把便士扔到桌子对面富斯特面前。“往上扔一下，看看它掉在桌上时是正面向上还是背面向上。”他说。富斯特输了。艾维斯赢了，赢者点菜。
　　艾维斯开始以一种很熟悉餐饮的镇静神情点酒点菜。富斯特听着，对点的菜连声叫好。
　　喝汤时，艾维斯说：“我这人，一生寻找意想不到的事。我不追求我很想要的东西。我和赌鬼不一样，他们只知道输和赢。我要的是一种冒险，我在这个过程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今世界很枯燥，什么东西从一开头就能看出结局。我不想知道也不想探讨什么事情，我只想做那些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
　　“我明白了。”富斯特高兴地说，“你说出了我的感觉。我就是想冒一下险。上下一道菜时，让我们来瓶香槟吧。”
　　“很好，”艾维斯说，“这样,饭店就会对你更加生气了。回到我们的正题上吧，我一生只遇到过一次真正的冒险家……一个去旅行却从不问去哪里、怎么去的人。很久以前，人们都是这样，可是现在……”
　　“我知道，”富斯特说，“我有同感。但我们如何在这座城市里冒险呢?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你失望。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发生。我没有你见多识广，但我们所见略同。你知道，我对今晚这次小小的冒险感兴趣。饭店账单拿来时，至少会有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一刻。因此，来看看谁去告诉服务员我们只有两便士。”
　　“好吧。我猜是正面。”艾维斯大声说。
　　“正是正面，”富斯特看着便士回答，“我又输了。但我们忘了商量赢家该如何溜走了。我的意见是，服务员过来时，你说你得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我会呆在这里看账单，你可以趁这工夫取帽子走人。能有这样一个奇妙的晚上，还得谢谢你，艾维斯先生。希望我们还能再去冒更多的险。”
　　“我相信警察局就在附近的麦克道大街上。”艾维斯哈哈笑着说，“我也很满意这顿晚餐。”
　　富斯特向服务员招了招手，服务员来到桌前，把账单放在富斯特的咖啡杯旁。富斯特拿过来，仔细算账。艾维斯舒服地靠在椅子上。
　　“对不起，”富斯特先生说，“我想你应该去给格里姆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星期三晚上的那场戏。你忘了吗?”
　　“哦，”艾维斯边说边更舒服地靠在椅子上。“我晚一会儿去打。给我拿杯水来，服务员。”
　　“老兄，你想呆在这里看见我被捕吗?”富斯特问。
　　“我希望你不必介意，”艾维斯说，“我这一生还从没有看见一位绅士因为不付账而在公共餐厅被逮捕。”
　　服务员端来一杯水，然后就呆在那里，默默地盯着两个人。富斯特犹豫片刻，然后从口袋里拿出铅笔，把名字写在账单上。服务员鞠了一躬，把它拿走了。
　　“你看，”富斯特尴尬地笑笑说，“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我每周来这家餐厅吃两三次饭，已经有一年多了。我总是在账单上签名，月底支付。”
　　“不过，”他又补充一句，“你这人真好，明知道我没钱，你自己也有被捕的危险，还和我呆在一起。”
　　“我也必须承认，”艾维斯说，“我就是这家餐厅的老板。”


　　
你拥有哪几种美德
[美]托马斯·利科纳
　　什么美德对于坚强的品格来说最为重要?
　　古希腊人列出了四种。他们认为，智慧是最重要的美德，这种美德引导其他美德。智慧带来良好的判断能力。它能使我们做出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无论对于我们自身还是其他人都是有利的。智慧告诉我们如何将其他美德付诸实践——什么时候行动，怎样行动，当不同的美德发生冲突时如何进行平衡(举个例子来说，当诚实地说出真相将有损于某个人的感情时，不同的美德就发生了冲突)。智慧能使我们正确地辨别事物，明白什么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并给出优先次序。
　　希腊人把第二种美德命名为公正。公正意味着尊重所有人的权利。黄金规则是公正的一条准则，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宗教里找到，它引导我们对待别人就像希望别人对待我们那样。既然我们是人，所以公正同样要求我们尊重自己，也就是正确地关注我们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在学校的品格教育课上，人们总是把精力集中在公正上，因为它包含许多人与人相处的美德——礼貌、诚实、尊敬、责任心、宽容。
　　第三种美德是坚忍不拔，这种美德常常被人忽略。坚忍不拔能使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做我们应该做的。在生活中，正确的决定往往是很难做出的。有一句格言说：“当你坚持不懈时，困难将离你而去。”正如教育学家詹姆斯?斯滕森（James Stenson)观察到的，坚忍不拔是一种内在的刚毅，它能使我们克服或忍受艰苦、挫败、困难和痛楚。勇气、开朗、耐心、毅力、忍耐和健康的自信代表了坚忍不拔的各个方面。
　　希腊人将自我控制作为第四种美德(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节欲)。自我控制就是克制自我的能力。它能使我们控制自己的脾气，节制自身的肉欲和激情，并去追求平静的、合法的、适度的快乐。它是抵制诱惑的力量。它能使我们去等待，并在达到更高、更远的目标时延迟获得的满足感。有一句古老的谚语道出了自制对于有道德的人生是多么重要：“要么是我们控制自己的欲望，要么是欲望控制我们。”在缺乏自我控制的时候，不顾后果和犯罪的行为总是大量发生。
　　希腊人的观点涵盖了许多道德领域，但绝不是所有的道德领域。第五种重要的美德就是爱。爱远远超越了公正；爱在给予而公正却在要求。爱是为另一个人做出牺牲的良好意愿。一大堆重要的人类美德——怜悯、同情、善良、慷慨、服务、忠诚、爱国(爱一个国家的高尚事物)以及宽恕—这一切构成了爱的美德。华盛顿?贾维斯(P．Washington Javis)在他的《爱和祈祷者》一书里这样写道：“爱——不希图回报的无私的爱——是宇宙当中最强大的力量。它对于爱者和被爱者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爱是一种要求很高的美德。
　　积极的人生态度是第六种美德。如果你对人生持有消极的态度，那么你会成为自己和别人的负担。如果你态度积极，那么你对你自己和别人来说都会充满意义。性格上的优点：满怀希望、热情、灵活和幽默感，构成了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方方面面。我们所有的人，无论年轻还是苍老，都需要切记人生态度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选择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经说过：“大多数人的幸福程度和他们自己愿意的差不多。”
　　看似过时的勤奋工作是第七种必不可少的美德。在人的一生当中：工作没有替代品。伟大的篮球教练约翰?伍登(Yohn Wooden)曾说过：“你能否在世界上找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或她)没有经过大多的努力就达到了个人事业的巅峰，我想你不能。”勤奋工作包含了进取心、勤勉、设定目标和随机应变。
　　第八种重要的美德是正直。正直坚守了道德的基本原则，忠于我们的良知，信守诺言，并维护我们的信仰。拥有正直意味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在不同情况下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是前后一致而不是互相矛盾的。正直不同于诚实，诚实是告诉别人真相，而正直是告诉自己真相。作家乔希?比林斯(Josh Billings)认为：“最危险的欺骗形式就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能使我们做我们所希望的、甚至是罪大恶极的事情，并找借口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合理。
　　感激是第九种不可或缺的美德。作家安妮．赫斯特德．伯利(Anne Husted BufieiSh)认为：“感激就像爱一样，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意愿产生的行为。我们选择去感激，就像我们选择去爱一样。”感激常常被描述为幸福生活的秘方。它提醒我们：我们所喝的水都不是从自己挖掘的井里取得的。感激之情要求我们关注日常的祈祷。战争英雄埃迪?里肯巴克(Eddie Rickenbacker)曾经由于迷失方向乘坐一条救生筏在太平洋上飘泊了21天，当被问及在那段时间里吸取到的最大教训是什么时，他回答说：“那就是当你想喝水的时候就有纯净的淡水，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就有食物放在你面前，那么你就绝不应该再抱怨什么。”
　　谦逊是最后一种美德，可以被视为整个道德生活的基础。谦逊对于收获其他美德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能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不足，它能引导我们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教育家戴维?艾萨克(David lsaacs)这样写道：“谦逊不但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所在，谦逊能督促我们去发挥才能而不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或赢得他们的掌声。”艾略特(T．S．Eliot)说：“世界上出现的一半错误得归因于那些想显得重要的人。”精神病学家路易斯?塔塔利亚(Louis Tartaglia)在《完美!十种最常见的性格缺陷以及你所能采取的对策》一书中写道：在他担任精神治疗医生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发现最普遍的性格缺陷是“总自以为是对的”。他说，在治疗过程和生活当中，性格发展的关键，简单地说就是要怀有改变自身的谦逊意愿。
　　要过有道德的一生显然是困难的。几乎每一个人在实践这十种美德时，至少会在某段时间内与目标存在差距。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或多或少地拥有这些道德上的优点。我相信，它能帮助我们从连贯的角度出发去思考每一种重要的美德，并集中精力在更加一贯地实践美德时取得进步。正如教育家詹姆斯?克夫林 (James Coughlin)所指出的，我们都发自内心地明白这些美德是互相关联的；即使只是决定在某种美德上做出认真的努力，也很可能使所有其他的美德都得到提升 (就像其中某种美德存在严重的缺陷会导致其他的美德败坏一样)。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温暖的地铁
贝尔
　　那年，他和她，因爱情留在了北京。
　　如果不是她，他可以回家乡做一个公务员；如果不是他．她可以回老家做一名中学教师．但为了爱情，他们留了下来。
　　4年恋爱不是说放手就能放手的，他们没有选择劳燕分飞．而是选择了为自己的爱情坚守。所以，他们没日没夜地干着．为的是在北京有自己小小的天空。
　　他和她，都与别人合租了房子，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相见的时候只有周末。
　　很多个周末，他们就在长安街上来回走着，手牵着手．说说一周的欢乐和痛苦；或者去北京的胡同里看风景。最不愿去的就是商业街和公园，因为没什么钱。
　　长安街上有多少灯他们都快教过来了。
　　北方的冬天真是冷啊．他们站在风里等待对方的时候仿佛全身都冻透了。可去的地方也多的是，到处开着热风，比如商场里，但那里人声鼎沸不算．总逛不买心理上会有重重的失落。快餐店里买一份东西可以吃上几个小时，但几个小时之后呢?他们一周没有见了，总想多缠绵一会儿，在那里拥抱也不合适吧?在书店吧，看上一会儿就会有服务员过来问：　“到底买不买啊?不买不要老翻了。”
　　有一次他们在街上逛了一天，回来脚就冻了。第二天．她感冒发烧，一周没能去上班．因而扣了不少的钱．
　　后来他打来电话说：　“亲爱的，让我带你去一个温暖的好地方吧。”
　　那个温暖的好地方就是地铁。
　　他拉着她的手，跑进地铁．花了6块钱买了两张票。环城地铁是来回转的，可以坐上一整天!
　　而且他们会选择一个温暖的角落待着，吃着自己带来的面包和小零食，他读英语．她看最新的流行小说，累了她就倒在他的怀抱里休息一会儿——没有人笑话他们，地铁里有很多这样的地铁恋人!
　　她想，他真是个聪明男人．竟想到了这样一个温暖的地方．美好的、一辆开往春天的地铁．两个相爱的人，为了躲避寒冷．选择坐在地铁的角落里享受爱情。那真是最美丽的一个冬天．身边是爱人，空气里飘散着面包的甜香。有时人多有时人少．人多的时候他们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人少的时候就看看书听听音乐。不过3个月吧，那3个月．是她和他最美丽的冬天!她眼中冰冷的地铁竟然变得那么浪漫妩媚，因为里面散发的是爱情的味道!
　　春天终于来了．他们从地铁里出来，又开始在长安街上散步。在春天的一个晚上．他掏出一枚戒指戴在她的手上，他说：“亲爱的，请你一定答应做我的妻子，因为我知道愿意和我一起坐一个冬天地铁的女孩子一定是爱我的，、”
　　后来，他们结了婚．后来．他们有了房子有了私家车．但是，他和她，还是最怀念那年冬天一起坐地铁的日子．因为共苦的人才更明白，爱情不仅仅是分享，更是分担．而那温暖的地铁曾装满了爱情开往春天!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我发现了平凡生活中的奇迹
[美]萨拉·班恩·布雷斯纳克　　 时　娜译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吃完饭，我发现杞人忧天并非无稽之谈：天真的会突然塌下来,并且化做一块巨大的屋顶镶嵌板落在我头上，把我砸倒在桌子上。
　　头部的伤让我一连几个月卧床不起，神志不清，丧失判断力，并且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生活能力不健全。在恢复期的前几个月里，我的感觉都是有偏差的。这时，有个不可思议的情节没有征兆地来到我面前：海伦·凯勒启发我们去沉思默想。我的视力很模糊，而且对光非常敏感，所以卧室的帘子必须一直垂着。甚至连床铺被子上的不同图案都会惊扰我的平静，因此必须把被子翻过来，只露出里面那光滑的细棉布。
　　我不能听音乐，因为那会令我眩晕；我也不能在电话里与人交谈，因为如果没有可视的线索，比如嘴唇，我就无法处理耳朵接收到的声音，无法在脑子里把它们重新组合以表情达意。
　　我不能品尝食物，或者闻小女儿刚洗过的头发的甜美香味儿。在螳日子里，连最轻微的碰触都是疼痛的：一片轻如薄纸的东两放在我赤裸的腿上，都成了不可承受的重负。把运动衫捋过我的胳膊肘，那举动所引起的战栗就像手指甲划过黑板一样。
　　我当时认定，我已经痛失其他感觉，它们与我这一生再无缘分。就像一只猫失去它的胡须，我失去了平衡感，以及对深度和距离的感知。因为这次事故，我不再亨受最亲密伙伴的安慰——书面的和口头的文字，更别提谋生了。我不得不整天在床上度日，不能跟我的家人在一起，不能照顺我的女儿……我失去了身份感，如果我不是个妻子、母亲、作家，那么我是谁?我的幽默感、空间感、意志感、安全感，还有最重受的安宁感，都消失了。
　　这些混乱的副作用持续了好几个月，并且以我难以想象的方式影响着我的生活。由于不能清晰地说话，也不能运用理解力去阅读，因此我充满羞耻感。在我可以下床活动之后，也从来不敢迈出后院一步。我甚至不愿意去拜访朋友，这又滋长了我的孤独感。我的每一大都充斥着无边的失落感，而在夜晚，涌上心头的又是对未来的无限恐惧。
　　如今在纸上向你们描述那些艰难的口子，又惹出了我的眼泪。不过，正如罗伯特·福斯特所说：“作者没有眼泪，读者就没有眼泪；作者没有笑声，渎者就没有笑声。”感谢上苍，我的故事有一个精彩的、神话般的结尾。但是，如果你在18年前说我不仅会奇迹般痊愈，而且还将成为一名颇受欢迎的作家、出版者和演说者，我会认为你是残酷的人，并立刻把你赶走。
　　在那个知觉混沌的时期，我痛苦地一遍遍问苍天：“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现在?”但我遭受灾难的那个时期，正好创造了一个绝佳的良机，让我集中精力关注心灵。有很多精神上的珍贵体验有待我去体会，我将成为大炼金士的学徒——学习这个时代的秘密：如何把铅块变成金子。
　　在这螳发现中，最主要的是：“惊喜”是天堂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天堂总是存在于你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摩西在一片燃烧的矮树丛中找到了他的天堂，而我，是在一罐自制的意大利细面条作料中找到的。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你会发现天堂就在柔软的毛毯里，带给你无微不至的温暖；疲惫时，你会发现天堂就在那一口甘菊茶里，为你带来暖暖的抚慰，以及花园玫瑰的芬芳。在我遭遇事故之后，意大利细面条作料是我在几个月里能够清清楚楚闻到的第一样东西。　一个好心的朋友送来的礼物正放在炉子上炖着，当那股芳香飘到我房间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鼻子。那味道陌生而又似曾相识，有大蒜、洋葱、深紫西红
　　柿、胡椒和牛至。我怀着难以名状的欣喜，循着那味道下楼，来到了厨房。我高兴得要命，我发现了平凡牛活中的奇迹，并且知道我的生活将从此改变。
　　我几乎精神错乱了，拿起一只调羹伸进那作料炖出的汤里，然后放进我的唇间。虽然嗅觉和味觉是两种最接近的感觉，但我还是无法尝出那汤的味道，只能辨别它的温度和口感。不过没关系，能够呼吸到正常生活的美丽香味，我已经感激涕零了，再无其他奢求。我到楼上洗手间拿了一罐清洁剂。对!桉树味的，然后拿了地下室地板上的脏衣服。这突然好转的迹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以至于我产生了洗衣服的冲动。好几个月没有做这种日常生活的琐事了，我发观这项最普通的家务其实很神秘。当我把脸埋进温暖的衣物，深深呼吸新鲜衬衫的芬芳时，我清楚地感到了天堂正用爱意将我拥抱。
　　在接下来几个星期的幸福时光里，我像好奇的猎犬一样出声地嗅着，并凭着像我的小女儿一样非凡的惊奇感，重新认识了生活的面目。接着我恢复了味觉，然后是听力、视力和触觉。每一-种感觉的恢复都用最感性的方式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启迪，因为它向我展现的不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世界，而且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女人，正伸开双臂拥抱生活给予她的惊喜。就像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疏远之后重修旧好一样，每一种感觉的复苏都伴随着意想不到的狂喜和突如其来的眼泪。吃一只熟透而多汁的桃子时，我流泪了；看到耀眼灿烂的阳光流过刚刚擦洗过的窗户时，我流泪了；聆昕音乐也惹出了我的眼泪；还有我能够穿上最喜爱的运动衫的时候。
　　曾几何时，我甚至闻不到鼻了正下方东西的味道，我为自己这种能力的严重缺失而头疼、羞愧我发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生活边缘的那段经历已经结束了，我像一个纵欲者一样，生机勃勃地敞开感官的每一个毛孔，新生活正在拉开帷幕。
　　纵欲者?不要惊奇，纵欲者就是沉迷于对生活的感官体验的人。古往今来最杰出的纵欲者，不是示巴女王(传说中一位阿拉伯半岛的女王，与所罗门王有过一场甜蜜的恋情)、马塔·哈丽(巴黎历史上著名的脱衣舞女，也是周旋于法、德两国之间的“双料美女间谍”)，或者玛丽莲·梦露，而是一个又瞎又聋又哑的女子——海伦·凯勒。但她剩余的感觉是如此丰富充沛，以至于她为生活的质感，味道和芬芳而欣喜若狂，并不断鞭策别人也这样做。对她来说，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是一种令人心醉的新体验。
　　我终于与我灵魂的配偶重新结合在一起，我也想让你们与我一同为此陶醉。我已经满怀热情地爱上了生活——尽管“他”有着各种各样的坎坷、妥协和矛盾；生活也热情洋溢地告诉我，除了我自己时自己的爱，我是如何被爱着。相信我，你再也不会找到一个像生活这样的爱人。崇拜你，需要你，爱抚你，拥抱你，取悦你。所以，请每天给我几分钟时间，我们来聊聊生活。你不会有任何损失，除了你的不满、气馁，以及无沦已婚还是单身都会拥有的一种隐秘而深刻的孤独感——也许连你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
　　至于收获，你会发现人间天堂，并且轻歌曼舞地走向那天堂。


新闻在路上
作者：查瑞斯·库阿特　 彭丹青 译
　　我总向往在那些偏僻的地方寻找到有意思的人和事，也许是出自于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习惯吧。
　　那一天，雨过天晴，我和摄像师、录音师从纽约出发,开始了我们的追逐新闻之旅。
　　太阳高照，微风轻拂，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在西部的奥宁我遇见了约翰·富兰克林·史密斯教授，他曾在奥特宾大学教语言和戏剧学，直到70岁才退休。史密斯教授说，退休后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无法忍受离开学校、离开学生的生活了。他称这种生活“寂寞无趣”。于是这个70岁的老人又到学校去讨份工作，学校无法拂逆老教授的好心，给了他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打扫学校体育馆的卫生。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又兢兢业业地工作了15年，85岁他才退休。
　　回忆起这15年的清洁工工作，他津津有味地说：“我做教授的时候，常常路过体育馆，看见清洁工在那里扫地、拾纸屑，他们使用的清洁工具是我熟视无睹的拖把、扫帚、抹布和水桶。可是当我第一次使用这些工具时，才发现它们是那么的顽皮，不服从我的摆布，我用了好长时间才驯服了它们。无论是教授也好，清洁工也好，我都尽力去当好自已的角色。”
　　面前的史密斯教授，不，史密斯清洁工，让我不由得肃然起敬。我问他，做教授与做清洁工，哪一种工作更让他满意?他笑着回答：“你这样问是不公正的。我认为，在人生的每个年龄段，都应该去寻找能适应自己的工作，或做教授或做清洁工。工作着就是快乐的，这也是老人躲避死亡的手段。尽管我85岁了，世界上仍有许多值得我期待的乐趣——我可以到新书架上找书看，到海边去钓鱼，就是到大街上看看那些迎面走来的漂亮女孩，也可以让我感觉到年轻的喜悦。总而言之，我要让生活充满快乐!”
　　离开史密斯教授后，我们到了波利镇。镇子临近密西西比河河口，镇里所有的房子都盖在高高的木头架子上，以防止在河水泛滥的季节里被淹没，镇上惟一的交通工具是船。在镇上我拜访了以打猎和捕鱼为生的安迪·司。据镇里的人说，10年来，安迪·司是镇上那所学校绝无仅有的一名老师。我很好奇，这个文化人为什么要待在如此偏远孤僻的地方终其一生?我找到他时，他正在读一本希腊文写的书。　
　　“哦，”他说，“这里的生活确实很艰苦，但总得有人来教孩子们读书，如果没有人教他们，他们就会成为文盲，那他们以后的日子就会更加艰苦了。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就能安心在这里待下去。”
　　我们上路继续去寻找有趣的故事。在玛利兰特我们好奇地看到,一座建在小河边的古老的磨房，磨房的主人叫富兰克·雷，他已是一位8l岁的老人，不过，他的磨房比他更老，它建于1681年。100年前，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这座磨房给华盛顿将军的军队加工过粮食。如今它是美国最古老的建筑。不过，磨房的主人比古老的磨房更让我感兴趣，富兰克·雷在这座咿咿呀呀的磨房里整整工作了15年可是81岁的他仍然不肯离开这里。是什么原因使他这么热爱自己的工作? “是的，”雷说．“这座磨房确实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利润，但是，这儿的农民离不开它，你看，这一带再没有加工谷物的地方了。”
　　约翰·富兰克林·史密斯教授、安迪·司老师磨房主人富兰克·雷，他们的工作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别人。“清洁工也是学校不可或缺的人物。”史密斯教授说。
　　“总得有人来教这里的孩子们，否则他们会成为文盲。”司先生说。
　　“这儿的农民离不开磨房，也就离不开我。”磨房主雷说。
　　我十分敬重他们和他们的工作。
　　7月，我们在瑞沃遇见比特·芭克，她是一位有所作为的白人妇女，在1968年4月美国著名的非暴力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的那个晚上，年轻的芭克久久不能入睡，她在黑暗中想，也许我应该为人们做点什么。
　　在她上班的路上，要经过一个黑人居住区，那里肮脏、混乱、拥挤，她发现，在这个大城市里，没有一个供黑人体闲的公园。这件事极大地触动了她。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拜访了几位市参议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她耸耸肩膀摊摊手，然后一本正经地告诉她：女士，你的想法非常妙，我们很想帮助你，可是市政府没有钱，而向社会筹集资金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要办成这事，您得等等……
　　比特·芭克不想无休无止地等下去，她决定发动大家一起来办这事。她造访了几家建筑公司和公园花草供应公司，又来到黑人居住区走家串户，收集每个人对建造黑人公园的意见。在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挖土机在黑人区一片荒地上挖起了第一铲土，公园破土动工了。好几百人自发地来到工地做义工，太阳落下去，月亮升起来，网球场和篮球场已见雏形。许多人整夜都在工作，到星期六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公园建设中来，他们中有黑人，也有白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他们种树的种树，铺路的铺路，安装座椅的安装座椅……到星期天下午，公园建成了。
　　比特·芭克说，20年后，我回到这里，走进公园，当年种下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人们——黑人和白人，在这里散步、玩耍、休息，人人神情安详。我向一位老年黑人打昕公园的故事，他感慨地说：　“嘿!建成这座公园，是我搬到瑞沃以来最美好的一件事。”他看了看我，又说，　“是一个白人妇女领着我们干的，可惜我记不起她的模样了。哦，她叫比特·芭克，对!比特·芭克!”
　　这一年我的追逐新闻之旅共发掘了23个州的47个故事，从这以后，我发现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路上，而不是待在办公室里：我们应该去追逐新闻，而不是等着新闻步履蹒跚地找上门来。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有什么比捉迷藏更好玩
文：[美]乔克·邦德　译：沈湘
　　因为他们的心灵永远是明亮的。在母亲的眼里，他们跟常人一样，什么都看得见。
　　每天中午吃过午饭，总有孩子的嬉闹欢笑声在隔壁院子里响起。那是我的新邻居索尼亚，在同她的三个孩子玩着捉迷藏的游戏。我有午休的习惯，他们欢呼的声音，每每将我从美梦中惊醒。有时，我也会好奇地将头伸出院墙进行观看。
　　索尼亚正在给其中大一点的女孩蒙眼睛，她一边系纱巾，一边喊：“杰瑞、迈克，你们都藏好了没有？”两个小男孩的声音就从院子的另一头传来：“我们都准备好了。”索尼亚又小声地叮嘱身边这个女孩：“琳达，你可不准偷看哦！”琳达脆生生地回答：“妈妈，我没有偷看。”
　　索尼亚将琳达轻轻地往前一推，说：“好啦，你现在就去抓住那两个小家伙吧！”琳达小心地迈开步子，抬起双手，摸索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索尼亚则远远地站在后面进行指挥：“琳达，小心！那里是台阶。注意！你的左边是公路，右边是商场，再过去就是电影院了，前边左转，很好，你已经到学校了。现在，杰瑞站在公路边上，迈克蹲在商场附近。琳达，你只要往后一点就可以捉住他们了。”琳达转身，果然就捉住了迈克，很快又捉住了杰瑞。这时，院子里就会爆发出巨大的欢笑声。然后，索尼亚又将纱巾蒙住杰瑞，让他去抓琳达和迈克。
　　我看得吃惊，这样捉迷藏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要知道，那宽敞的院子里其实空无一物，而索尼亚所说的商场、公路、电影院和学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出于好奇，也因为他们这样的玩闹，实在是打搅了我的睡眠，我决定去拜访下这位新邻居。我心里盘算着，如果她能答应每天中午都带孩子们去电影院，我很乐意为他们支付电影门票钱。
　　我敲开了索尼亚的院门，表达了想请孩子们去看电影的意愿。我的眼睛不经意间穿过了索尼亚的肩膀，我看到她身后院子里横七竖八画满了线条，三个孩子在线条构成的奇怪图形里玩得正起劲。
　　“哦，看电影？孩子们，你们知道吗，这是乔克叔叔，他说要请你们去看电影。”索尼亚向孩子们介绍我。尽管看上去索尼亚很热情，但她好像对我的邀请并不感兴趣。趁着孩子们玩得入迷的当儿，她向我眨眼睛，示意我随她走到一边说话。
　　她告诉我，这三个孩子是她从孤儿院里领出来的。由于担心邻居的孩子对他们不友好，也怕人们知道孩子的身世后对他们有偏见，她跟先生才决定迁居到此。喏，在这里我们就你一个安静的邻居。她对我笑得友善。她说最近她正在以捉迷藏的方式，教孩子们如何在这个小区里生活，如何独自去上学。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院子里画的原来就是这个小区的地图，而索尼亚所说的那些公路、商场和学校，其实是图画里建筑的称呼。
　　“不瞒您说，现在，琳达已经能够独自一人往返于海德学校了。”索尼亚说起来十分骄傲。
　　“海德？你的意思是……琳达她是盲童？”我非常吃惊，因为海德是附近一所有名的盲人学校。
　　索尼亚点了点头，补充说：“不仅是她，杰瑞与迈克也快要入学了。”她招呼着孩子们过来。三个孩子摸索着慢慢走到她身边，拽着她的手唧唧喳喳地问：“妈妈，妈妈，看电影有捉迷藏好玩吗？”索尼亚对我一笑，说：“这个我们还是请你们的乔克叔叔来回答吧。”
　　我突然被一种不知所措的情绪感染，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这些孩子。我抚摩着他们的头，看着他们仰望眼神里的无忧无虑，高声说：“当然没有，有什么能比捉迷藏更好玩的呢？”
　　当我走出索尼亚院门时，我轻声向索尼亚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但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既然孩子们什么也看不见，在捉迷藏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要给他们用纱巾蒙上眼睛呢？”
　　索尼亚认真地说：“因为他们的心灵永远是明亮的。在母亲的眼里，他们跟常人一样，什么都看得见！”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张伯驹：但使国宝永存吾土
文：李箐
　　“但使国宝永存吾土--张伯驹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张伯驹
　　捐宝
　　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
　　“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电视纪录片《故宫》的策划之一、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由衷地感慨，章宏伟说，为故宫做捐献的最顶尖的有两位，一位是捐瓷器的孙瀛洲，一位则是捐书画的张伯驹。
　　王羲之的《平复帖》，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虽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
　　“这几样东西父亲随便留给我们一件，就够我们几代人吃不完的，那可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啊!”张伯驹与潘素惟一的女儿、73岁的张传彩老人笑咪咪地说。父亲在后海留下的惟一一所老宅因年久而修缮，她与老伴楼宇栋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大早便冒雨搭公共汽车来约定地点接受采访。从外套后面不小心露出来挂着月票的红绳，让人很难想象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七旬老人，曾经是鼎盛时期在北京拥有数处院落、那个显赫而富有的张家大小姐。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睡觉前听父母讨论，说最后这一部分字画怎么办。我们那时年轻，也从来不过问父亲的事情。但知道他眼睛很厉害，收藏的东西都是精品中的精品。”1955年底，政府发行公债，号召人民踊跃购买。张伯驹也对这个新生的政府产生了信赖与热忱，“他跟我们说这个政府可不像国民党，我们应该要重视、要热爱”，一向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张伯驹还曾通过当时的统战部部长徐冰，把自己珍藏的李白真迹《上阳台帖》捐献给喜欢书法的毛泽东（1958年由毛泽东转给故宫收藏）。所以张伯驹在动员大会回来后就跟夫人潘素商量买公债之事。
　　“当时家里生活是没什么问题，但没有多少现钱，因为钱都买了字画，哪还有钱啊！”于是张伯驹与夫人商量，将30载所收藏的8件精品捐献出来，成为故宫的永世藏品。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
　　“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张伯驹的女婿楼宇栋回忆。
　　“很多人不理解父亲，把好大一座房子卖了，换了一个帖子，再把这个帖子捐出去，到底为的是什么？但我能理解他，我真的能理解他。”张传彩老人很平静地说: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爱国家的人，他认为这些文物首先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只要国家能留住他们，他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1956 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为捐献8件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个褒奖令，这张薄薄的纸片，被张家仔仔细细地保存着，它也见证了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收藏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记下了张伯驹当年发自肺腑的一句话。的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伯驹试图一己之力阻止许多珍贵文物流往国外，显得犹为悲壮。《平复帖》是其中最典型一例。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溥心畲）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据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硫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元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得知溥儒最近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4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
　　“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
　　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
　　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了。“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张传彩回忆，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
　　“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后来的几年里，张传彩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母亲潘素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些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
　　张伯驹与《游春图》，是另一段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佳话。
　　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认为，那批文物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叫马霁川的老板正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稀世珍宝《游春图》。张伯驹原本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买下，并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愿代周转”，但故宫方面仍未有回应，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心个人出面。
　　琉璃厂墨宝斋掌柜马保山后来回忆，张伯驹与马霁川接洽在先，但马霁川索价800两黄金，“因马要价太高，先生不便再谈，于是转而请我从中周旋”，张伯驹最大的担心是《游春图》这样重要的国宝被惟利是图的文物商转手售出国外，“伯驹先生和我商谈时特别强调这一点”，马保山回忆，“当时我为先生如此尽力维护国家尊严，保护文物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倾全力以成全此事。”
　　经马保山斡旋，几次来回谈判，终于以220两黄金谈定。
　　但那个时候这个数字对张伯驹来说已显吃力。十几年里，他手里的钱几乎都买了古书古画，万贯家财已经用尽。在此之前，他刚刚以110两黄金收购了范仲淹的《道服帖》。当年一掷千金的富公子，现在连几十两金子都拿不出来了。
　　那时候，张伯驹一家住在弓弦胡同一处宅院，当年的那座豪宅占地15亩，富丽无比，在张伯驹住进来之前，它的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那里有四五个院子，花、果树、芍药、牡丹都有啊，好几个会客厅、长廊”，张传彩回忆，追求雅致生活的张伯驹十分喜爱这个院子，但为了购买《游春图》，张伯驹变卖了自己最爱的这处住宅。
　　成交之日，卖方找人来鉴定黄金成色，“那个商人说这个金子成色不好，要240两，就是又加20两。但是他说你老岳父财力确实是不行了，最后那20两拿不出来了。何苦呢？这是倾家荡产啊，为了这么一幅画。”楼宇栋回忆。这幅几乎让张伯驹“倾家荡产”的画，在1952年被捐给国家。
　　传奇
　　“张伯驹”这个名字以及他独特的价值，因为那段特定的历史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近年来，有关这位传奇人物的那些并不算老的往事被逐渐开掘出来，即便只是流年碎影，但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张伯驹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的。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令人惊叹的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自己曾回忆，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而持有此书的友人却毫无印象。
　　有人曾经描写他所见到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张伯驹那时所经历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而对世俗的生活相当淡漠的张伯驹，好像也一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张传彩说。
　　张伯驹散淡的个性，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1945年，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
　　“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拿到这幅“稀世之宝”时的心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沉浮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张伯驹将国宝献于国家的第二年，他就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陈毅知道我父亲打成右派后，有一次要请我父亲吃饭，陈老总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 20年后，刘海粟也向张伯驹问及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则坦诚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在建国初的一次文物展览会上，陈毅与张伯驹一见如故。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4年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又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曾经这样表达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后也捐了出去。
　　但张伯驹的命运继续向下滑落。1967年，张伯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后，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快70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在一个雪天里，被拒绝落户的张伯驹夫妇离开舒兰，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原来的地方已经被别人占上了，只留了一间，就是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一间里头大概分了两间，外头放了一个桌子，父亲在那儿整天写什么，里头屋子是睡觉。”
　　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的张伯驹老两口，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过了一年多。
　　楼宇栋说，张家生活好时，曾有大大小小10位管家，负责中餐、西餐的4位大厨，但这样的生活落差好像并没有让张伯驹有多大困扰，“在1969年到1972 年最困难的3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王世襄回忆。忆及父亲，女儿张传彩还是不免酸楚:一辈子不经手钱的张伯驹那时也学会带点零钱，出门为家里买点零用品，“即便那样，也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什么”。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张伯驹的命运也因一个偶然之机而突然转变。1972年，患难之交的陈毅逝世。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他的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他挥泪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被悬挂在灵堂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的挽联，突然被穿着睡衣、临时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捕捉到了。他连声说写得好，询问陈毅夫人张茜，撰联者为何人。张茜趁机将张伯驹的近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交待让周恩来总理解决此事。于是，“黑”了3年的张伯驹才正式落户口于北京。
　　待1978年平反恢复政策，张伯驹已是位八旬老人。而80岁以后，是张伯驹一生最忙的时候。他频频参加各种戏曲、诗词、书画研讨会，想为他挚爱的中华文化尽最后一点力量。但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算很长。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闹着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刚刚离开人世。
　　1995年5月黄永玉先生出版画册，其中有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王世襄也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 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遵循的收藏的信念，他也用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有人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这样的人，为后人留下无数传奇之后，便再难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