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小岗村这杆“旗帜”害中国人不浅

火星上的来客

　　作为一个政治标杆，立小岗村这杆中国农村改革的旗帜，对对于中国的害处有多少，我想对于那些有过中国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通过这三十来年的现实总结，应该说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目前人均耕种面积，已经不到两亩。更值得中国人需要警醒的是，就是这人均不到两亩的耕地，上等的良田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在这有限的不是很好的土地上，中国人的勤劳，通过精耕细作的方式，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可以说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基本去做到解决吃饭的这个大问题。老祖先留下的“民以食为天”这样的话，绝对不是一时的感言，而是千万年不知道多少次的社会惨痛教训，才通过总结得出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中国的这种国情，不可能完全改变。

　　对于中国农业的重要性，在中国的文明历史中，始终流传着这么两个古老的传说，一个是后羿射日，另一个是大禹治水。这两个古老传说所蕴含着的伟大现实，其实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抗旱与防涝，基本上是这个国家的头等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国家是否安定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千百年年来基本上一直是以一种小农经济模式在运作的。这种模式在土地比较平均时，在人均土地面积相对较多的时候，社会的政治层面还没有出现浮华而引起矛盾尖锐冲突前，整个社会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定的。可是这种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日益集中并由此而产生大量流民而最终造成社会动荡，这已经是中国政治王朝不断更迭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中一项重大的政治措施，就是实施了比任何历史朝代更加彻底的土地改革。随着土地改革的彻底进行，确实在政治上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可是，我们也应该客观看到，一家一户的这种传统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差异性存在，整个社会的逐渐分化，在分得了土地的农民那里，也是会日益显现出来的，这又造成了客观上的不平等实施，在逐渐增加着，并使得一部分农民，在得到了土地之后，没有摆脱贫困的那种可能希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面前，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积极倡导中国的农民，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用新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去适应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下的生产方式。

　　因为千百年所受奴役的过程，其旧有社会的一些习性及思维，不可能彻底从整个社会中随着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荡然无存，必然要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下的一些习惯当中。并且，作为一个新的农业组织模式，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科学生产，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以及如何在集体的积累中健康去发展壮大，这些都是需要在后续的不断实践中，通过社会主导层面的引导，去逐步完善的。在整个农村集体经济时期，从中央到最基层的生产小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和认识，以及某些人为了各自的目的都实施着怎样的一种行为，必然是不可能完全与中国农民的根本利益相同的。更不能指望着这些与农民利益相违背的人，通过他们的行为可以去代表着农民未来希望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现实中，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时期所出现的那些极左和极右的表演方式，都是正常的，都是必然的。按理来说，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过程，应该是在或左或右的错误中，通过总结经验和教训之后才能最终完成其发展的过程。任何指望着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客观的缺点和错误，本身就是不可告人的。至于那种将自己的罪恶结果，在反过来之后又扣在前人正确的未来判断上的这种行为，则是非常卑鄙的，是政治上的无耻表现。

　　中国大概有五六十万左右的自然村，虽然后来在一些农村进行了合并，有一些过去靠近城市的村扩建成为了城市区域，大致上还存有五十万左右的自然村，这个数目应该说是不算有太大偏离的。一般来说，大约是十来个自然村，形成一个乡和镇，这样推算下来，中国大约有五六万个乡镇。以农业为主的县，全国大概有两千来个。在一九七六年之前，中国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大约是在百分之八十左右。现在的非城镇人口比例，大约应该再百分之六十五左右。而真正以务农为生的农业人口比例，全国大约应该再百分之四十左右。

　　小岗村这杆旗帜给中国造成的危害，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给中国财政造成了日益扩张的严重负担。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彻底瓦解之后，作为农村地区的基层，前几年还靠残留的一点集体产业，通过承包等方式来获得一些经济支持，随着这部分残留产业的不再存在，农村基层组织的维系，在很多时候都必须通过各种盘剥手段，将负担压在农民身上。中国农民最为困苦的时间，就是从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三年这五年中，严重的“三农问题”，绝对不是形式上的空话，而是大量悲惨的实际生活现实在那里摆放着的。从二零零二年开始，国家虽然在政策上逐渐通过国家财政的方式，在缓解着农村的这种矛盾，可是我们应该冷静认识到，这种缓解方式，是依靠扩大财政负担的方式来维系着的，对于国家来说，这不过是转移了负担者的方面而已，本质上并没有解决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

　　我们下面可以假单算一算帐，光维系一个农村基层组织的财政支付，国家得开支多少钱。

　　假设一个自然行政村，国家所拨给的年财政支出是平均十万，则五十万个自然行政村，就得开支国家财政五百亿。一个行政乡镇，假设平均支付三百万来维系一般的各种锁所必须的开支，五万个乡镇，就得一千五百万。合计这两项，说明中国农村基层行政开支，就得有两千亿元。而且，这两千亿元的开支，仅仅只是告诉农村基层组织，不能再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而由国家简单来维系其一般行政权力管辖的正常一般性开支而言。

　　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测算中，还不包含国家对于整个国家的水利设施的投入，教育方面的投入，农业生产方面的投入，农村基层卫生保障的投入，农村基本养老的投入，等等的各个方面的投入，在未来还需要加大多高的比例，我不知道。

　　将这所有方面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社会责任，一旦在国家财政难以有所保障的时候，或者是有所降低的时候，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能够降低和消除吗？一个社会的基层失去了自我的经济保障能力，而必须由国家来完全承担其义务的时候，这其实是国家背负着一个长久的负担，这种负担不简单是经济上的，而包含了国家政治层面的被动和危险。

　　在过去农村集体经济时期，因为国家的政治所倡导的，是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通过国家积累的发展模式去最终使得中国农业走完现代化的过程。在这种具有自我适应的经济保障方式中，农村的社会管理及保障，大体上都是由农民的自我集体创造力来完成的，这种集体强大的自我管理低微成本及可持续保障的体系，不但给国家的工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国家的财政没有为此而背负极大的负担，从长远的战略发展上来说，这样的经济模式是错误的吗？

　　那个时代，并没有否定客观上存在的城乡差别，更没有否定客观上存在的剪刀差，只是这种积累是在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发展上，谁在先谁在后的问题，这种通过自我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人民共和国，始终是在一个健康的良性发展中日益强壮起来的。

　　可是我们回顾看一看这三十来年的中国经济，农民进城务工之后的劳动所得被盘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一方面是流进了少数人的腰包，还有相当多的创造财富，以投降主义的外贸方式被新殖民者所掠夺，并给中国留下了无穷的未来祸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由现在的政府通过国内的财政支付去维持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

　　第二个，就是造成了农村基层政权基本处于软弱的松散状态之中。

　　可以基本上说，现在中国农村的基层党组织，相当程度和一定范围，处于了一个瘫痪的方式之中。有不少农村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在自然行政村这一层，处于形式上的组织过程，已经是不争的现实。在这样的一个残酷现实中，根本不要说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与号召力，就是一些农村党组织的村支书，能稍微约束一下自己有一点点表率带头作用，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指望中国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时刻去捍卫农民的利益，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也没有了国家这种管理制度上的可能。

　　看看中国农村地区，稍微下上几天雨就涝，稍微有几天不下雨就旱，这种在抗旱抗涝中极度显得乏力的事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直接原因，那就是在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上已经没有了所必要的力量，经济上又没有可支撑的能力，只能是在眼巴巴中，摆一摆佛，求一求神仙而已，自我组织起来做好防旱防涝的工作，实在是很难很难，很多地区已经不具备这种必要的前提条件。

　　每年央视中报道抗旱抗涝这些报道的时侯，除了农民说出“没法活”这等话之外，剩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空话，套话，假话，忽悠一下自己还行，忽悠那些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们，基本上不太可能。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面前，稍微有点利益的农村基层，不少的村干部，可以说在当地有不少就是二流子和流氓这种人，各种黑恶势力在农村地区普遍泛滥，就是因为按照小岗村的这种政治模式给造成的，只是现在背着牛头不愿意认账而已。

　　第三个，就是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希望显得日益乏力。

　　因为已经缺乏必要的社会组织能力，国家总不能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包大揽吧？像大中型水利设施，你国家包下来建设和维护，还可以做得到，而那些遍布农村各个地方大量的小型水利灌溉设施，日常的建设与维护，国家能包得下来吗？

　　按理来说，像施肥施药这类事情，大范围内来做，是最科学的，也是最环保的，可是一家一户的这种生产模式，能行吗？大量残药的农作物进入商品环节去消费，十年二十年还看不出来对于一个民族的危害力，那么三十年之后的今天，还说这种危害不严重，这等牵涉到一个民族长久未来存亡的利益判断，能说过去那个政治决断没有害人吗？

　　为了光亮自己以显示别千年伟人更加高明，这等愚笨的自以为是的政治小聪明的玩法，还准备扮演到何时？

　　前一些日子，央视在报道洛阳拖拉机厂在东北某地制造大型农业机械的好处时，都无意识中报道了大农业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是真正实现现代化之一的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彻底砍掉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化转为一家一户的落后生产模式之后，又不得不在这一些年中反复提及“土地流转”，像这种致死都不认错的方式，是一种科学发展观吗？

　　弄上一个吃了国家救济粮用了国家救济款的集体落后典型，在恬不知耻不知道任何感恩的方式中摆出这么一个“旗帜”，我想给中国所造成的严重伤害，一定不仅仅是我所说的这三点，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我想也仅仅不是今天所说的这些。回顾这三十来年所走过的历程，谁是谁非，总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在那里不断认定着。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面对一个随时可能即将到来的重大全面爆发的危机时刻，如果说我们还没有一点比较客观的清醒认识，未来中华民族的希望，一定是要断送在那些自以为是的自我标榜者手里。

秋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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