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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和田 于 2011-10-25 14:44 编辑
中国一向被认为也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讲道德的国家,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国人的世风日下,道德日益下滑,人心不古。近一段时间来,各种传播媒介,针对各种个案讨论道德,讲道德标准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底线”。以下是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全民拜金:目前中国的情况是经济催生道德的堕落。现在国民经济是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处都是拜金主义。
二、道德沦丧:中国社会现在是道德沦丧。有人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不是台湾,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公民道德的沦丧!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荡然无存,造成现在的种种社会生活的混乱无序。
三、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时期: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没有发生过像现在这么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的时期。现在是道德最糟糕的时期,而且中国人的道德还要进一步恶化。
四、应回归道德传统:现在中国的道德肯定应该回归中国的传统,不提升道德观念不行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古到今,道德在中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牺牲自己以利他人,牺牲个人以利整体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宣传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响亮。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下的中国正在讨论的却是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根本谈不上去建设更高的毫不利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国人的道德是怎么败坏的?从表面上看,是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开始的。如果道德沦丧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特征,我们宁愿不选择市场经济。但事实上是,为什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出现道德沦丧的情况呢,显然,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人“缺德”的根源这种论点是站不脚的。
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但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社会的道德伦理机制,这才是中国人变得“缺德”的真正根源。可以说,千百年来,中国从没有进入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国的道德传统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础上的,现在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我们的道德伦理教育要么停留在以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阶段,要么祭出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法宝,但这些道德教育都解释不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各种现实,与社会现实相脱节和矛盾的道德教育显然不能再作为支撑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基础。
1776年3月9日,苏格兰法夫郡柯卡尔迪镇的一位中年绅士在完成了他书稿的最后一句话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竟然手舞足蹈起来。这本耗费了十年心血撰写的书稿终于完成了,他怎能不异常兴奋呢?不过,他一定不会想到这本书的出版竟然轰动了整个世界,甚至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书中的理论也依然受到世人的关注和研究。他,就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这本书,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富论》。这本书所阐述的就是在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理论。其中“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
然而,他的另外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却很少有人读过。他在这本书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温家宝总理曾经数次语重心长的推荐此书,因为《国富论》告诉人们怎样创造财富,激励机制是什么;而《道德情操论》则告诫人们怎样处置财富,道德底线在哪里。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典故:据说,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天皇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派人向英国取经,发现了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并将这两本书带回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明治天皇借鉴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并结合日本国情治理国家,日本逐渐强大了;而中国呢,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前,严复先生于1901年翻译了《国富论》,却把《道德情操论》留在了英国。“五四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种理论学派和著作大量涌入中国,但奇怪的是,其中竟没有市场经济社会的伦理学基础著作《道德情操论》。其实,斯密本人把《道德情操论》看得远比《国富论》重得多,而且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心血都倾注在《道德情操论》的修订与完善上。从1759年首版到1790年去世,斯密对《道德情操论》先后进行过6次修改,而《国富论》恰恰是在修改《道德情操论》的过程中完成的。据考证,中国最早引进的《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是蒋自强先生的简体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被整整耽误了100多年,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之不幸。。
为什么说《道德情操论》建立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呢?因为亚当·斯密在这部伦理学巨著中揭示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说明了商业产生自由和文明的基本原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倘若对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了解,则不可能理解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和西方近代文明的进程。
在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英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西方传统的道德学家们仍坚信“贫则德高、富则腐化”,赞美古代社会为有德的社会,近代商业社会则是“奢侈、堕落”的社会。当时的学术界及社会舆论,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道德是否会堕落。当时大多数的“有识之士”皆认为:商业化的发展必将使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衰败,终将招致人类文明的衰退。
亚当·斯密对当时的英国社会现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与传统道德学家们完全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首先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主体皆基于“利己心”而行动,它还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心理驱动力。然后指出:“美德就存在于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之中,而节俭、勤勉、诚实等美德一般是从利己的动机中养成。”
亚当·斯密将其伦理学研究建筑在激发利己心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仁慈、利他主义等都是不稳定的、偶发的、非持久性地心理驱动力。面向普通的人们,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树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谓的先进事迹教育大众的方式无济于事,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中不过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无需道德说教,市场化过程本身就是培育并实现良好道德、伦理的场所。它不仅拥有自动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力量,还具有自动调节人性,使之趋向公益的道德力量。
亚当·斯密还提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随着商业的发达,市场社会的国民在经济上自立为生的过程中自然会具备道德涵养,勤勉、谨慎等美德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相反,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家丁、佣人因其人格不独立,必然会道德败坏。
我国研究亚当·斯密学说的专家李非教授,曾将斯密的市场道德理论称为“道德人假设”,其要点列举如下:
1、利己心是人类的本能,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下,利己心具有自发地趋向美德的内在力量;
2、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具有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其个人伦理或者说国民性才表现为基于利己心的慎思之德;
3、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社会中,其国民的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将自然而然地同时实现。即国民在积累经济资本的同时,积累勤勉、节俭、诚实、守约、守时等道德;
4、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富裕的过程就是道德修炼的过程,这是一个无意之中的结果,意味着每一个市场的参加者谁也没有意识到在经商中使自己高尚起来。
5、从长期看,一个民族或国家将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成为有德之国。这是因为市场社会存在着看不见的道德强制作用,无形之手的伦理学涵义正在于此。
1831年,一位年仅25岁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后,在《论美国的民主》这本经典著作中无限感慨地谈起美国的民主。在那里,几乎没有人作一心为公、自我牺牲的说教,但是人们相信牺牲精神对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的价值,而且决不乏牺牲精神的表现;人们也绝口不谈德行是美好的,但是人们坚信德行是必要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所以,尽管美国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非常强烈,他们拼命追求财富,但却很少乱来;他们的理性虽然不能抑制他们的热情,但却能指导他们的热情。这就是亚当·斯密道德理论实践的最佳例证,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典型实践者,因此其国民道德水准、伦理意识普遍较高。
理解了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也就不难理解美国的民主,不难理解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捐献给社会的慈善行为,他只不过按照亚当·斯密所奠定的社会道德准则行事,钢铁大王卡内基、“股神” 巴菲特的慈善行为不也是对亚当·斯密道德理论的忠实履行吗?因为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最终结果就是:市场社会的国民富而有德,因为国民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道德修炼。
跟儒家思想在中国一样,亚当·斯密的原著虽然比较晦涩难懂,但其伦理思想在西方的影响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学说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道德伦理标准,已经渗透到每个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的骨子里面。这些国家的政府就是要让所有的国民,包括从婴儿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为一般的国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与道德就可以同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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