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的概念和内涵浅释

小灵通

关于国学的概念和内涵浅释

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曹取吴

可能我周围活动于政坛的“文学青年”们还对学习文言文嗤之以鼻（因为诸君已经几乎与传统文化绝缘、而生活在虚假学术之中）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党和国家的元首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最近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已经敲定、对现任各级行政干部进行国学轮训的教材。看起来，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国学热”已经引起了国人的注意；由于众多爱国的专家（季羡林、周汝昌）如、学者（如川师大“长衫先生”李里）、和大学校长（如已经退休的人大校长纪宝成）国学义工.，，，，，，的奔走呼号，和无私奉献，终于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这是国家民族之万幸。

在国学衰微、传统道德底线被突破、社会道德沦丧——特别是贪污腐败盛行的今天，“法家”的严刑峻法已经无法可治的时候，重振国学太重要了——要不然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不懂文言文、不认识繁体字（特别是今年有一个高考考生用文言文写的作文难倒阅卷老师，中小学语文教师古典文学过不了关、只会翻《新华字典》）；英语能过七级的“知识精英”汉语过不了一级；文艺界胡编乱造、乱写乱发、不懂装懂、仁义歪曲历史——我们周围任意糟蹋祖国语言文字，，，，，，，等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种现象正是帝国主义亡我中华想要达到而没有达到的目的，却被建国以来的极左思潮和愚昧无知帮他们达到了。

虽然近年来”国学“刊物”和传统典藉盛行，高等院校也纷纷开设《国学概念》课程，但由于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出了大问题，学历和学位、职称的贬值，虚假“专家”、“教授”鱼目混珠太普遍了，伪学术排斥了真学术，滥竽充数者排斥了真正的学者和“知音”，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国学”概念的模糊，使人难辨是非；尤其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一无所知，使本来对“国学”应该十分了解的国人，对“国学”成了“门外汉”；造成一些外国人（特别是韩国人、日本人和新加坡人）了解的中国国故，我们的“知识精英”们却一无所知的、有辱国格的大笑话。

所谓“国学”、大概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卓有成效的“国学家”对其概念也没有明确界定，他们也仅依照自己的理解进行研究。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怖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钱穆《国学概论，弁言》）。“国学”的确是“一时代之名词”，产生在“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时过境迁，回顾此时“国学”的实际情形，仍不难发现其基本内涵和外延。

我国古代所称“国学”，乃指国立的学校“太学”，与近代的概念绝然不同。秦汉以前，学术以“教”或“家”分类而不称“学”。西汉末年，刘歆作《七畧》，始称文字训诂研究为“小学”，于是有了“学”之名，此后有了“经学”、“玄学”、“理学”等等。近代意义以上的“国学”源自日本。十九世纪末，在“西学”和“欧化主义”刺激下，日本思想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重视本国文化，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对于中国文化，日本学术界也有不无贬义的“支那学”。这自然感染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清德宗光绪28年（公元1902年）秋天，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的设想。

此时力倡“国学”者还是国粹派，清德宗光绪30年（公元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第三期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一二月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参加者多为中国佟名辉会员，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国学”、“国粹”两词难分轩轾，都流行与20世纪初年，藴含爱国知识分子文化反思的意义。他们把文化传统冠之以“国”，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结。当然，两者内涵、不无差异。“国粹”以“国学”为依托，而“国学”更为宽泛。一般来说，“国粹”的重心在“粹”，不无保守色彩，以“国粹”派为代表：“国学”的实质在“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论者包括“国粹”派 及其意外的许多学者。

关于“国学”的定义，清德宗光绪32年（公元1906年），等实在《国粹学报》撰文说：“国学者何？有地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着，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耳自治其一国也”。他强调了“国学”的致用性，又把“国学”当做“一国所有之学”，概念较为宽泛。事实上，“国学”一词泛指中国传统学术，外延则语境变化而有差异。他们有时凸显《诸子学》，有时重视《经学》，却始终未以“儒学”或《经学》代替“国学”。而是以“经”、“史”、“子”、“集”为基本内容。“国粹”学术派重镇刘师培较重视“儒学”，也没有以“儒学”代替“国学”。他的《国学发微》没有界定“国学”，重点分析“儒学”的流变，也涉及“子学”。这与邓实强调“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的主张基本一致，最有影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不例外。

“国学保存会”成立时，章太炎正陷身囹圄（上海西牢），没有参与其事。然而，他时“国学保存会”及“国粹”派的思想领袖。因此，他的“国学”概念頗具代表性。他一生多次讲演“国学”，而较系统、重要的讲学则有三次：

第一次，清德宗光绪32年（公元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鼓吹反满革命，有注重研究“国学”，发扬“国粹”，是年9月，留学日本的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公认章氏为“国学界的泰斗”，请他讲授“国学”。他们宣布讲授内容：（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四）此外，“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可见，章氏所讲“国学”主要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章太炎认为”国粹“可分为三项：一是UI颜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由此可见，此时章氏“国学”“国粹”概念基本相同）。他把“经”、“史”、“子”、“集”研究包括于“国学”之内，尤重阐明治学途径。

第二次，民国11年（公元1922年）4——6月间，章太炎在上海讲“郭旭我大概”，和“国学派别”10此次，每次听讲者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报纸广为宣传，形成章氏第二次讲学高潮。讲学内容有曹聚仁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涉及“经”、“史”、“子”、“集”，但以“经”、“子”为主。此书《概论》部分阐明作者有关“国学”的几个见解，此书的第二部分讲《国学之派别》，其中、《经学之派别》以“古文经学”为主；“哲学之派别”以先秦诸子和后世儒学为重点；“文学之派别”则述历代文学成就。

第三次，民国23年（公元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所讲内容最为丰富、系统，体现其晚年的学术总结。讲稿后经多人整理出版。这部讲稿约16万余字，比以前的《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篇幅为多，全搞共分《小学畧述》、《经学畧说》、《史学畧说》、《诸子畧说》、《文学畧说》五部分。他在重视传统学术方法（如《文字学》）的同时，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国学”中心内容。这反映了晚清“国学”概念的主流。

“五、四”以后，“整理国故”风行一时，“国故学”一祠流行开来，大有取代“国学”之势，“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国粹派”差异甚大，编成《国故学讨论集》的许啸天说：“这‘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头脑比较清晰的人所发明的。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

何谓“过故学”？吴文棋认为，应区分“国故学”与“国故”；“国故”是材料，“国故学”是一种科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过故学’”。他们所谓“国故”，是指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本身；而“国故学”则是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阐述。因而，曹聚仁承认，“习常之目‘国故’殆与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事实上，传统学术本身也包含历代对前人的“研究”，“国故学”一词凸显“研究”、“整理”，只是强调了对传统糟粕的扬弃。“国学”继承考据、训詁、校注等传统方法，又汲取“西学”，注重实证研究。“国故学”也是如此。质言之，“国故学”、“国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无大异，主要岐异在于思想观念，即以何种态度对待、研究传统学术。大体而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较之晚清一代更注意清理传统学术的糟粕。少数人以“国故学”为标帜，主要是显示与旧式学者的思想区别。

事实上，名词并不能标示思想区别。“五、四”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都使用了“国故”一词，民国8年（公元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京大学比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摩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这一看法得到胡适等人的支持。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到偶像”、顾颉刚在《古史辩》第四册序言中指出：“我们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帝系代表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为伦理的偶像，经学为学术的偶像，研究古史就是要打到这些偶像，“使他们各回复其历史的地位”。“整理国故”打上了新文化的烙印。

“国故学”流行之时，“国学”一词并未消失，“整理国故”的提倡者和研究者往往是两者并用，互相替代。胡适涚：“‘国学’在我们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随着“五、四”新文化浪潮低落，“国学”一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国故学”则销声匿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学”一词没有权威定义，“国学”本身却已长足发展，“整理国故”声浪所及，“国学”研究机构和刊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随着中西学术融合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大学的“国学门”或“国学研究所”涉及四部之外的医术、考古等，但一般还是把“国学”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学术”，主要内容仍是“经”、“史”、“子”、“集”。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宓认为：“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梁启超、王国维等指导学生所学的论文，却不出“经”、“史”、“子”、“集”范围。有人指出：“关于‘国学’的书藉虽称‘浩如烟海’，，，，，，直到今日，‘经’、‘史’、‘子’、‘集’的四分制，还在广多应用。这种分类法在现代目录学家看来，自然是毫无意义。但在一般研究‘国学’的人，却还以为没有打破的必要，因为有他的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存在”。

民国年间出版大量名为“国学”的书藉，具体分类或有差异，却基本没有离开“经”、“史”、“子”、“集”四门学术中心。马瀛编著的《国学概论》，分为“经学”、“哲学”（包括“诸子学”、“理学”、“佛学”）、“史学”、“文学”、“其他学术”五大部分。众多“国学”普及读物也不例外。蒋梅笙所著《国学入门》共分12章，其标题为：“经学”、“诸子学”、“秦之反经学”、“两汉传经学”、“汉末之新学说”、“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经学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史学大畧”、“文学大畧”、“最近学术思想”。张振镛编写的《国学常识答问》全书分“文字学”、“经学”、“子学”、“史学”（附“地理学”）、“理学”、“诗歌”、“文章”、“词曲”、“小说戏剧”等9部分。李冷衷编写的《国学常识述要》“分类悉从四部，间有出入，亦能顺序以求”；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常识丛书》共有“小学”、、“经学”、“史学”、“文学”、“词学”、“音韵”、“理学”、“子学”、“诗学”、“说部”等10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京、沪等地出版了十几种以“国学”为名的期刊。如北京大学的《国故》、《国学季刊》、《国学月刊、《国学周刊》；北京述学社的《国学月报》；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国学论丛》；北平中国大学的《国学丛编》；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月刊》等。京、沪之外，以宋育仁为会长的“四川国学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印行《国学月刊》；南京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学研究会”在当时印行《国学月刊》；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江苏的苏州，无锡等中、小城市也有“国学”机构和刊物。

这些刊物思想倾向不同，以“经”、“史”、“子”、“集”为学术重心的面貌无大异。上海大东书局的《国学月刊.》本意泛指整个《中国学》或《汉学》。然而，该刊发表的论著仍不出四部范围。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虽刊载与“国学”相关的东方语言学，印度宗教哲学内容重心仍在四部。福建的《国学月刊》、成都的《国学月刊 》与此类似。南京的《国学丛刊》第二期第以下陆续刊发“小学”、“经学”、“诸子”、“史学”、“文学”等专号。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国学”概念也出现“泛化”情形，有些研究机构或刊物甚至“西学”门类纳入“国学”。这已背离“中国传统学术”的实质，最终使国学分解于现代学术门类之中。除了学术转型、发展的因素之外，概念“泛化”一定程度导致“国学”的解体或消亡。而继续存在的“无锡国学专门学校”，“章氏国学讲习会”仍以四部为重心。

综上所述，尽管人们的认识不同，但二十世纪早期“国学”的实质和基本内涵并无更本改变，它不是漫无边际，而是指中国传统学术主要研究内容则是源远流长的“经”、“史”、“子”、“集”。无论采取考证训释的传统方法，环视采纳西方思想和方法，都与“国学”没有冲突，但如果完全背离其本质和重心，则必然导致“国学”消亡。

据悉，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敲定的各级行政干部国学轮训课本共11册，都是从“国学”经典摘编而来，其中《天人之道》一书的内容选取自《道德经》（属于“子”部）、《礼记》、《尚书》、《孝经》（属于《十三经》），并对其含义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