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凉尘：“筠商”的杰出代表 曾受邓小平亲切接见

小灵通

                        

来源：筠连新闻网(禁止外链）原载于：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筠商》

宝元通商号是民国时期一家以经营百货贸易为主的民营股份有限公司，也是解放后全国第一家由私营转为国营的民族资本企业。宝元通商号于1920年9月在四川宜宾创立，先后在江安、南溪、泸州、重庆、成都、昆明、南京、上海、香港、加尔各答、卡拉奇等地设立贸易机构。1935年总号由宜宾迁到重庆，1946年5月正式成立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解放后，该公司于1950年1月公私合营，业务先后移交中国百货公司西南区公司及其有关国营机构接管。宝元通是一个劳资一体的企业，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其企业组织和管理始终贯穿着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把企业管理牢牢地掌握在职工手里，使职工的积极性始终成为企业的发展动力，宝元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经验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宝元通中重要的领班人物就有“筠商”的杰出代表黄凉尘。

黄凉尘

一、杰出领班

“宝元通”商号最初是1920年9月由萧则可等分属三姓的5位兄弟集资合伙创办的，主要经营铁锅、生铁生意。当时合伙资金共为840元（折合600两银子），由于业务发展很快，又增加经营起了百货匹头生意，但他们对外业务联系却一直是用私人名义。随着经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大家深感企业没有字号，对外营业时有诸多不便，于是，大家合计着决定给这个企业起个字号。适逢一个姓徐的亲友赌“红宝”回来，手上拿着一串押宝时用的筹码——制钱，每个钱上都有“元宝”或“通宝”字样，大家就按照制钱上的元宝、通宝字样给企业取了个吉祥如意的商号——宝元通。     

在宝元通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中，有人称团体舵手“萧大帅”的萧则可，有人称中流砥柱的郑星垣，而黄凉尘则被人们称为宝元通的杰出领班．他是宝元通的发展过程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萧大帅”是宝元通家族几班人对创办人萧则可的敬称。他与表兄、表弟几人集资经商，开始只是做土产产品，随着业务的发展，经营重点转向百货。萧则可倡导劳资合作，吸收职工入股，使股东、职工一体化，限制股额，节制个人资本，实行民主管理，建立福利制度。到上海后，他读了邹韬奋所著的《事业管理和职业修养》一书，颇有感受，后与同仁探讨，逐渐酝酿成为宝元通的十六字“号训”：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发展事业，服务社会。“劳资一体”是宝元通区别于旧中国一般工商企业的命脉所在。

郑星垣出生于成都附近双流县一个寒苦的读书人家，他好学勤思，博闻强记，到宜宾后，进入宝元通。在宝元通的20年中，他为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立意定机，推敲条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团体贡献极大。

“领班”是黄凉尘在宝元通的资历，是对他的特殊称呼。黄凉尘于1912年1月4日出生于筠连县城河坝街的一个店员家庭。少年时代曾读过6年私塾，14岁时到一家当铺当学徒，1927年，16岁的黄凉尘进入宝元通为实习生，是最早的“科班”子弟。由于他勤奋好学，善经营，勤服务，待人诚恳，在职工的年终意志、才能、工作、行动四个方面的考核中成绩突出，逐步由店员、会计、营业员升到副经理、经理。在这期间，黄凉尘还曾参加潘序伦主办的立信会计学校进修新式会计，取得优秀成绩，同时还为宝元通改建了财务制度等。他任经理后，运筹帷幄，指挥商战，才华很快在商场竞争中显露出来，到40年代后期，黄凉尘担任了宝元通总经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当时上海也受到日货的冲击，致使一般的国货工厂资金周转困难，产品销路陷于停顿。在这种情况下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黄凉尘代表宝元通拜访了中国国货公司，双方交流了发展国货，抵制日货的经验和作法，希望在西南地区扩大国货的销售。1937年宝元通与中国国货公司等单位共同投资，在成都成立了成都国货公司，该公司是以振兴国货为宗旨的百货商业集团，黄凉尘任总经理。随着批发、零售日益增多，产品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成都市国货公司也不断发展起来。除此之外，宝元通还与天津东亚毛纺厂、青岛齐鲁针织厂等订立了经销、代销或经营合同，成为了西南地区的总经销网点。

在推销、代销的基础上，宝元通又在重庆、成都、宜宾开办了纺织厂、印染厂，在重庆开办了心生牙刷厂，在昆明开办了云南下关茶厂，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都不错。为了发展贸易，宝元通又在印度开办了进出口公司。抗战胜利后，宝元通在香港成立了香港分公司。至此，宝元通有了很大的发展。

宝元通开创的事业及其成员的经商之道，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好评，人们从黄凉尘身上认识了宝元通。

二、经营之道

宝元通之所以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壮大企业，主要取决于它在黄凉尘、萧则可等人的不断摸索下，形成了一套有利于业务发展的管理和经营经验：

第一、重视商业信誉。宝元通对买货的顾客，供货的生产厂商，贷款的银行三个方面，都树立了较好的信誉。对顾客货真价实，薄利多销。一年一度的大减价，确是真诚的减价，减价时间一过，立即恢复原价。宝元通都是明码标价，言不二价，照价出售，童叟无欺，包装纸上印有“包退包换”字样，连乡下人也都深信在宝元通买东西不会吃亏。同时，十分重视店员服务态度，营业规则第一条就规定：“不得与顾客发生争执”，违者，门市纠察就会记入当天的日记，作为年终考绩的依据之一，重则及时予以处分。要求店员接待顾客时精神集中，有问必答，认真帮助顾客挑选商品，任凭选择，翻乱了不买，也要和气送客等等。因此，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和称赞。对生产厂商，主要为其产品打开销路取得信誉。30年代，宝元通以其在西南的商誉，取得了上海、天津、青岛许多厂商的产品经销权，并获得较低价格和延期付款的优惠条件，由此，批发业务不断发展起来。对银行坚持按期结还贷款，

第二、注重人才培养。宝元通主要创办人萧则可，思想进步，有事业心，他注重职工思想教育，长期订阅《生活周刊》，并把邹韬奋的《事业管理和职业修养》列为职工的必读书，同时邀请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江问渔、陈铭德等进步人士为职工作报告，并邀请李筱亭、李紫翔、段雪生等为职工长期授课，使职工受到鼓舞和教育，培养了职工的民主进步思想，树立了为宝元通事业服务的志向。宝元通为培养后备力量，二十年间，先后招收了许多实习生，将招揽人力转为培养人才，将旧日的师徒个人关系改革为团体成员与整个事业的集体关系，为宝元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掌握市场情况。宝元通有一套比较严密的业务组织，运用邮电传达信息，及时掌握市场行情，为经营决策提供可靠的资料。总管理处的业务部和分支机构的营业股都有每周两次定期发出的“业务信”和不定期业务专信，并定期互寄商品市价行情表。主要市场则在夜间利用长途电话报送行情。总分支机构都有专职人员负责业务外勤工作，凡市场情况、同业动态、商品价格都在调查研究之列。总管理处业务部进行综合分析，据以指挥分支机构买进卖出。

第四、加速资金周转。树立了商誉，掌握了行情，就可以扩大商品购销，加速资金周转。充分运用银行贷款，扩大购销业务的资金来源，除长期贷款和“透支”(取得一定的透支金额，在额内随时可以贷款)外，货物发出即可向银行办理押汇，大宗商品到达销售地后转作抵押借款，使一套资金作多套买卖。由于信息灵通，同样商品可以同时在甲地卖出，乙地买进，既可以赚取差价，又可以扩大商品购销，加速了资金周转。这种机动灵活的经营，避免减少了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损失。宝元通是批零兼营，零售门市部可以随时从仓库上货，各地的销售额在同业中都居第一位，每年的资金周转大约在6次左右。

第五、严格经济核算。宝元通各分支机构独立核算，最后由总管理处审计部统一核算，会计上不仅要求帐帐相符，帐货相符，而且要求保质保量，并对业务起到参谋和监督的作用。比如发货地点发出货时，立即以成本单一式三份通知收货地，由会计、营业、仓库各执一份，货在途中，都已心中有数。货到仓库，由会计派人会同清点，仓库以实数入帐，残损另行入帐，短少及时处理。此后，商品进出，仓库、门市、批发都有帐可查。每月进行盘点，如有短少残损，及时调整存数，查明责任。残次过时商品，随时拍卖，一年一度的大减价，大批地按质折价推销。库存积压、残损变质的情况，为数甚微。

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进入1947年后，国内局势急剧变化，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腐败不堪，民族工商业备受摧残，宝元通经济实力虽然较为雄厚，但也出现了经营困难的现象，“宝元通向何处去？”成为总管理处领导骨干的热门话题。以黄凉尘、萧则可为首的领导主张重庆解放后要同共产党合作。

1947年夏天，宝元通总管理处在重庆北温泉召开了主要骨干人员扩大会议，经过秘密探讨，分别交谈，终于取得了一致看法：宝元通倡导的“团体精神”和“事业”意义，不仅不足以妄自尊大，退而求保持其“划地为域的好人社会”，也将落空，另谋新路已是势所必然。宝元通只有在人民解放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才能获得新生。此时，宝元通已经换届，萧则可身体欠佳，推辞不当总经理，由黄凉尘继任，郑星垣出任董事长。因黄凉尘与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有交往，遂决定由黄凉尘负责寻求宝元通新的前途。

1948年10月，黄凉尘和樊陶斋、李清法到香港视察宝星纺织厂筹建工作时，会见了章乃器，同他讨论了宝元通的出路。章乃器认为全国解放不会太近，也不会太远；要他们靠拢进步力量，黄凉尘等深以为然。1949年3月，黄凉尘再到香港，经陈铭德、邓季惺介绍，在华人行楼上会见了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许涤新、夏衍、许涤新详细讲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党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黄凉尘则向他们介绍了宝元通的情况和倾向革命的心情，并约定以后再谈。5月，黄凉尘回到重庆参加股东会，用隐蔽的办法，带回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论联合政府》等小册子和解放区的一些剪报，总管理处极少数主要骨干人员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报，又一次结合党的政策酝酿解放后的出路。时值重庆局势动荡、混乱，人心思变，民族工商业萎靡不振，宝元通连维持日常开支尚属不易，又逢一些非在职股东闹着分钱退股，这比经营方面的问题更令人苦恼，为了安定人心，黄凉尘给职工讲解党的政策，让大家感到有盼头。之后，黄凉尘再次与成都地下党员易野源（他的两个弟弟都是宝元通的骨干）接触，表达了转向人民事业的决心，易野源说重庆解放不会太远了，他完全赞成宝元通拟转向国营、公私合办或交给政府的愿望，他的话更坚定了黄凉尘等人的决心。

8月4日，黄凉尘离开重庆赴香港，准备自香港转赴北平。此时。黄凉尘已正式受命联系宝元通的出路，决定在重庆解放前不再回来，离渝前，黄凉尘对爱人讲了一些情况，嘱咐她带着孩子等到团聚的一天。黄凉尘说波折肯定会有，但宝元通同仁会全力保护你们的。于是，黄凉尘就带着国民党特务追捕的进步学生杨代蕴（民生公司杨成质之女）脱离了虎口，一道飞往香港。

11月，黄凉尘经天津抵达北京，由章元善陪同见到了黄炎培、章乃器，他们对宝元通转向国营的意愿表示赞成。随后，章乃器即在政务院会议上代宝元通向中财委主任申请。不久，章乃器又告诉黄凉尘，中央财经委员会原则同意，重庆解放后，章乃器又告知中财委原则同意的电报已发，嘱咐黄凉尘回重庆向西南财委申请。章乃器还给西南财委秘书长刘岱峰、西南财贸部副部长李斌和川东行署财委主任沈兰芝写了信，表示在政治上他对宝元通负完全责任。

黄凉尘当即发电报回渝，将情况报告总管理处。总管理处为了使全体职工提前做好转向国营的思想准备，于12月9日发出解放后的“通关信”，号召全体职工“认清新民主主义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提早转向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广大职工闻讯后欢欣鼓舞。

12月4日，黄凉尘离京去上海，与樊陶斋一同取道回武汉，到武汉后，黄凉尘找到以前认识的地下党员赵忍安，由他写了一封信，让黄凉尘面交西南局统战部秘书长林蒙。回到重庆后，黄凉尘一见到林蒙，就向他介绍了宝元通的情况。总管理处指定黄凉尘和樊陶斋向西南区财经贸易方面的负责同志，提出转向国营的申请。他们与西南贸易部副部长刘卓甫、李斌恳谈，樊陶斋连续数晚向李斌介绍宝元通的经营管理和人事情况，问答极详。总管理处又广泛开展民主讨论，召开了重庆、成都、宜宾、泸县四地总、分公司主干人和职工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很快，西南财委正式批准宝元通国内贸易部门转向国营贸易系统。

1950年1月初，西南财经贸委召开会议，传达小平同志关于宝元通问题的指示。大意是宝元通公司是劳资一体的企业，主持人黄凉尘等渴求进步，要求接受他们的企业，现在中央已批准同意他们转向国营的要求，我们要做好人员安排，特别是他们的主要负责人，移交的资产折价要合理，要使他们感到共产党做事是公平、公正的。这对加快建立四川各地的国营贸易机构，开展贸易，恢复经济，稳定市场都有好处。小平同志对宝元通的转向，对机构、资产作价、人事、资金安排的考虑都很细致。

1月2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林蒙的陪同下，接见了黄凉尘和樊陶斋，邓小平亲切地问黄凉尘：让你担任西南贸易部副部长，怎么样？黄凉尘回答说听从党的安排。小平同志还谈到任命樊陶斋为中国百货公司西南区分公司经理。邓小平还说：“在旧社会，宝元通是划地为域的好人社会，近于空想的社会主义，培养了一批有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这些经验是有用的，要批判地运用，为开创西南国营贸易工作作出贡献。”1982年，姚依林副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家商业部门机构调整会议上，宣布黄凉尘为新改组的商业部顾问时，也谈到了宝元通公司，他指出：宝元通是全国第一家转到国营的民族资本，这是党和国家对宝元通十分中恳的评价，也是宝元通全体成员的无尚光荣。

1950年2月，宝元通的300多名职工一齐参加了国营贸易工作，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重庆冠生园酒家为宝元通在渝职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之后，樊陶斋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百货公司成立会议。4月上旬，他按照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的指示，由京去香港，将宝元通设在香港和印度加尔各答的贸易机构交给国家，尔后回到上海，将上海、南京两地的贸易机构转为国营，至此，宝元通申请转向国营的愿望，得以完全实现。

宝元通的转向成为重庆市对资改造的先声，对重庆市的私营工商业者震动、影响很大，杨受百曾对黄凉尘说，聚兴诚银行也要走公私合营这条路。不久，聚兴诚银行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4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看见黄凉尘，亲切地询问了黄凉尘的情况及宝元通职工的工作和生活，令黄凉尘十分感动。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爱护，给广大宝元通的员工以极大的鼓舞。50多年来，经过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大多数宝元通的员工仍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工作着。

四、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宝元通转向过程中，政府很注意对代表人物的安排、使用和培养。1950年2月，宝元通创始人之一的萧则可被安排为川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兼商业厅厅长（后任泸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泸州市分会第一召集人，川南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工商联一、二届副主任委员，一、二、三届省人民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黄凉尘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的副部长，樊陶斋被安排为西南百货公司经理，黄君鹤、李清法、易仲郛、孙燮阳等也作了妥善的安排。他们在党的教育下，经过自身的学习努力，进步很快。

1950年2月，黄凉尘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财经委员会委员、商业局副局长，1953年3月，黄凉尘调任中央商业部中国药材公司经理、农产品采购部局长、城市服务部局长、部长助理。1956年后改任商业部储运局局长，1980年升任副部长，1982年商业部、粮食部、全国供销合作社合并为新的商业部时任商业部顾问。除从事本职工作，黄凉尘还担任了许多重要的社会职务：1951年10月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先后任民建中央常委、秘书长、顾问。作为民主人士，黄凉尘长期以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追求政治进步，与党密切合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黄凉尘于1983、1988年先后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第七届全国工商联顾问。黄凉尘是第二、三、四、五、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政协常委。

黄凉尘建国前接受进步思想，与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常有交往。建国后热烈拥护共产党，工作积极，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受到上级的赞许，也深得同事和下属的尊敬。1950年，黄凉尘等由西南局统战部林蒙秘书长陪同向邓小平汇报宝元通转制时，邓小平当面提出黄出任西南贸易部副部长的意见。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同黄老等交谈时还特别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1982年商业部、粮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并为新的商业部时，姚依林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宣布有关人事决定，当讲到黄老由副部长改任顾问时，特别强调：“黄凉尘同志是我们建国后1950年第一个拿私营企业参加国营商业的，一直在商业部工作，任副部长，做了不少工作，对社会主义有很大贡献。”1983年黄老牵头整理了一份《宝元通的组织管理及其转向国营的经过》的资料，内容翔实，王磊部长批示：“凉尘同志：此文我看过，我认为写得不错。”对黄老长期主持的宝元通及其转向国营作了充分肯定。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黄凉尘积极参与对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讨论研究，认真做好政策、法律、法令的宣传和贯彻工作，带领广大民建和工商联的会员，广泛开展生产技术和经验交流等多种多样的活动。黄凉尘虽年事已高，但他仍兢兢业业，老而弥坚，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扬民主、参政议政、促进祖国统一勤奋地工作着。1998年初，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文史办公室采访黄凉尘时，他还表示：“我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现在是我国最好的时期，小平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使我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文章，学习小平同志永存的精神，继承小平同志的遗志，好好工作。我作为一个老工商业者，今天能有幸看到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为我们打下了初步基础，我很欣慰，我虽然86岁了，也要尽我所能为国家多做些事情。”

2004年3月29日，黄凉尘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王成 编辑 蒋蜀均  责任编辑 余定和）